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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诺奖得主:今天技术的最大限制,主要是材料技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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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以色列工学院教授Dan Shechtman


    DT新材料® 留意到,8月11日,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工学院教授Dan Shechtman出席由厚益控股和《财经》杂志联合主办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他坦言到:“在今天的技术中,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材料技术方面的的缺乏,我们祈祷着在材料学中也能发生所谓的革命,而不是渐进式的缓慢发展。”

    现摘录这位教授的演讲精华,以飨读者。

    今天我要讲一讲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方面面临的挑战。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现在在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方面需要什么,大家可以到英特网上去看一看,一些大的机构,他们想要去找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美国国防部的网站,问一下他们现在需要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呢?他们想开发一个结构性的多功能的材料,想要开发能源材料和发电材料,还希望能有电子材料和光子材料,功能的有机的材料。那么这些是他们希望在未来几年能开发出来的材料。从今天我的发言中,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在材料科学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首先我们看看现在要花多少时间传递信息,以及花多少时间传输人和商品。我刚刚从以色列来,从香港转机,花很久的时间才到了北京。但如果发一条微信信息到我的手机上,可能只有一秒的时间。为什么这样呢?60年前和今天相比,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要传输物品、商品,从北京到巴黎,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通过飞机,而现在还是一天,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如果你的信息想要传递,60年前你寄给巴黎一封信,最起码需要一周的时间,而现在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这么快的传输信息,而商品的传递方面几乎一百年没有什么速度上的变化,这就和材料科学有关,以及眼界和革命,或者说变革有关。我们说结构性的金属,它是一个演进,而硅的技术是一个变革和改革,这个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讲讲材料方面的应用,我们需要新的材料才能满足航空、汽车、生物可降解方面的材料,在这些方面还没有最优的材料,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在等待这些新材料的出现,而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同时有一些材料是等待着新的应用,比如CVD钻石,钻石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是最好的热传导器,是铜的4倍,也是世界上最硬的材料,而且是透明的。它对很多的光谱都是透明的,与此同时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几年之前我们只有天然的钻石,如果我们有大量的钻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世界。现在我们有了技术可以生产任何规模任何大小的钻石,通过CVD生产钻石,但在这方面的真正应用是非常少的。

    还有准周期性材料,这是我的研究,它仍然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特点,在寻找这些新的应用。当然现在钻石和这些材料都有应用,但还不多。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方面的应用,比如民航,这是1950年代时候的一个飞机,差不多是70年前的一个飞机了,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型,可以跨越大西洋的飞机,而现在我们有787的波音飞机,它做的事情和七十年前一样,当然波音可以做很多其它的功能,但没有太多速度上的变化。

    其实6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的引擎在得到改善,那么一方面更加安全,比如每一百万飞行的事故率改善了90%,所以现在是非常安全的,比开车还要安全。另外相对于重量的推动力改善了350%,现在的引擎是非常好的。另外燃油效率也得到45%的改善,引擎的噪音降了35db,现在变的更好了,可以看到飞机也变的更好了。

    飞机现在可以飞的很远很广,可以飞人飞商品,比如你在中国从任何一个城市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城市,每个人都可以飞,而且价格是比较合理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飞机的通行现在是合理的价格,很多人都可以飞,很多的飞机公司都在竞争获得客户。

    问题在哪里?首先我们的飞机速度还不够快,特别是和以前相比没有快太多,而且门对门的时间,其实和60年前是差不多的,当然如果包括安检时间的话,这个时间就会更长。比如你要在起飞前2~3小时就到机场,但在以前可能你并不需要提前3个小时就到达机场,所以门对门的时间并没有太多的改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好的高温材料,可以进入到飞机的引擎当中非常热的部分,这样的话飞机可以飞得更快。

    这种材料演进的机会是不错的,也许我们可以最终通过演进可以实现,但是这个革命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我们预计在这样一个材料科学方面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看一下对于新材料的开发、运用与现有的应用是非常长的,而且需要花很多的精力,找到正确的合金应用是第一步。找到这个材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整个流程可能会花很长时间,而处理一个新的合金是下一步,而且这需要很多的努力,包括智商和财力,这样的流程可能会花很多年的时间。

    比如说,钛化铝是钛和铝的化合物,三铝化钛和铝化钛,这可能是有用的材料,我也做了很多年前的博士研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当时就研究了这些材料变形的过程,我们去了解这些材料,也知道它们的组成。

    我们从50年代的时候就知道材料的组成了,我们知道铝化钛加上其它一些材料,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比较好的材料,我们从50年代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一个引擎公司拿了一个新材料来开发这种材料,大家想想发生了什么,要把它放到飞机的引擎当中,整整过了40年的工艺流程。

    我们找这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但是它的处理流程、工艺流程花了40年,而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强的公司,非常有能力的公司。那么这样一个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我所说的汽油车到电车、动车。特斯拉已经走到前沿,日本、韩国、德国也在开发这些车,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电池,为什么是电池呢?这是福特的T型汽车。

    这个车能做的事情现在的车还做不了,因为当时路不好,所以福特车在车况非常不好的时候设计的,这个车底盘非常高,路况很不好的时候可以开。但现在的路况很好,所以我们看特斯拉的车底盘是非常低的,这些车在以前的路上是开不了的,只有T型车才能开。电池这一块,我就跳过了,直接讲一讲生物可降解的假体植入。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有心脏的问题,他其实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不需要做开胸手术,就能解决血管栓塞的问题,可以放一个假体进去,短时间病人就能醒过来,没有什么伤害。把这个假体放进去,撑开,血管栓塞就解决了。但血管会收缩、扩张,每一次心动的时候都会这样,但支架不会这样做,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慢性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生物可降解的假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血管栓塞解决之后,这个支架就会消失,会降解,不再会有任何的参与,所以不会有慢性病留下来。很多情况下这种假体最好是生物可降解的。

    现在使用最好的材料就是不锈钢,但这种材料现在却不是生物可降解的,如果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的话,除非是使用镁铝,但是镁铝不好用,因为溶解的速度不够,聚合物不好用是因为强度不够,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在支架上仍然寻找更好的材质,让它实现生物降解性。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准周期材料,准周期材料有着特殊的特性,比如在导电性、绝缘绝热方面,低温下它的导电性会降低,它有很多我们现在具体的材料中的应用,下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想要给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青铜时代,大概公元前1200年,人类就发现了铁,开始使用铁。但是铁和当时的这种青铜相比,强度不够,所以几千年以来即使铁发明出来了,人们也更愿意使用青铜。直到公元前8世纪发现在铁里面加入少量碳,就会形成钢,钢这种材料是非常好的。

    直到今天我们在建筑领域大量使用钢材,过去很多汽车也是使用这种钢材的,现在很多都是使用塑料材质了,但在建筑行业、在工厂里面,使用很多的材质就是钢。可以说钢是现在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种金属,还有是合金。一开始铝发明出来的成本比制作黄金还要高,但后来找到一种办法可以从矿石中制作合金,成本大降低,所以铝大幅度应用。

    后来NASA想要发射一个航天器向太阳进军,因为太阳温度非常非常高,靠太阳越近温度越高,如果今天走到室外的话发现温度很热,如果离太阳越近的话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NASA这个航天器究竟能离太阳多近呢?最高的温度是1370度,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但这样的温度下如何保证航天器受到保护不受影响呢?这里面需要使用碳这个合成物,外面有石墨烯的板,这个是目前使用最好的材料,可以绝热,可以保持内部温度30度左右,保证航天器内部正常运作,而外面涂成白色来反射辐射而不要吸收辐射。

    航天业的革命是由莱特兄弟发起的,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第一架飞机,当时的引擎就是使用铝,生产铝的这家公司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成功。里面加入80%的铜,但他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当时知道这种铝铜的合金特别适合做飞机的引擎,现在很多汽车的引擎也是使用这种合金。

    现在可以使用金属3D打印了,我们叫金属的增材制造,但是增材制造现在所生产的这个产品还不够好,速度还不够快,成本还不够低。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现在渐渐的正在经历这种变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隧道尽头的曙光。

    另外一种加工工艺是叫挤出工艺,通过这种挤出工艺你可以生产出更加精细的金属材料,让它获得更加优异的性能。

    最后,在今天的技术中,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材料技术方面的的缺乏,我们祈祷着在材料学中也能发生所谓的革命,而不是渐进式的缓慢发展。谢谢大家。


    发布日期:2018-09-04
  • 别吹上天,莫贬入地!中国科技的真实实力,这篇文章讲透了!

    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评价,一向是个热门话题。在美国对中兴禁运芯片之后,这个话题的热度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许多人从中认识到了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到,认识到了自主创新是国家的根本。这些是正面的效应。

    不过,也有不少错误的想法和做法还很流行,我们正好以此为契机澄清一下。

    一种常见的错误是,胡乱吹捧中国的实力,动不动就“谁谁震惊,谁谁慌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创始人尹志尧的遭遇。

    隔三岔五就有文章这样报道他:“刚刚,这位中国老人,突然回国,美国人彻底慌了!””中国再一次在核心领域突破技术‘无人区’,弯道超车,率先掌握5纳米半导体技术!”尹志尧称,这些夸大报道搞得他们很被动。中微不是制造芯片的,是为芯片厂提供设备的。他们多次要求把文章从网站撤下,但过一些时候,又改头换面登出来,实在令人头痛。

    另一种常见的错误是反过来,把中国说得巨弱无比,认为所有讲中国成就的宣传都是假的。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前几年“吹牛吹大了”,“到了中美贸易战的这一天,我们才发现,一些吹得神乎其神的科技神话、工业神话,真的是神话”,“中国以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那是假象”。我们不妨把这类文章称为“神话体”。

    那么,中国的科技进步是神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总体上,中国排第一的科技领域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一些,而大多数国家是一项都拿不出来。如果问中国排在世界前列的领域有哪些,那这个名单就相当长了,实际上包括大多数领域,例如卫星导航系统、航天、手机等。

    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看到中国强的地方,就极度兴奋,而看到别的国家比中国强的地方,例如美国的芯片,就极度沮丧。

    必须强调一下,这些反应都是错误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科技是非常广阔的。

    中国在很多领域做得不错,同时美国或其他国家也在很多领域强于中国,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我经常批评中国的不足,介绍其他国家的成果。但是一码归一码,中国实际取得的成果还是应该承认。如果你一定要数不出一个外国比中国强的地方,才能承认中国有成果,那你等于是把标准抬高到了一种荒诞的程度,好比在奥运会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包揽全部金牌就一无是处似的。没有任何国家能达到这样的标准,也没有任何理性的决策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做出的。

    说得再大白话一点,好比现在有1000个科技领域,中国在100个领域领先,美国在800个领域领先,那么正常的反应是承认差距,继续努力。而许多人的反应,却或者是把中国领先的全部抹杀,或者是把美国领先的全部抹杀。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如果你问,对于中国的科技宣传,对于中兴事件的反应,应该是硬的好还是软的好,积极的好还是消极的好?那么回答是,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不实事求是就怎么都不好。

    把中国吹上天的“震惊体”和把中国贬入地的“神话体”,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由于无知和懒惰,对世界做出一种最省力、最简单的解释。

    省力的结果就是像哈哈镜一样,把现实照得面目全非。实际上,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对世界获得深入的理解,而只是情绪的发泄。最滑稽的是,这两种文章还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好像众人皆醉我独醒。

    在不同的观点之间,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是捧还是踩,而在于是否实事求是。

    一个观点不会因为它是褒就自动正确,也不会因为它是贬就自动正确,只会因为实事求是而正确。只有在客观认识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根据现实而不是想象来决策。而为了客观认识现实,关键就是要提高科学素养,既要了解具体的科学知识,也要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

    目前的世界科技格局究竟是怎样呢?

    一、传统世界科技产业竞争分四类

    第一类,是美国占据垄断地位的。

    最典型的,就是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一硬一软两大产业。一般人往往觉得美国特别强大,几乎无处不在,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硬一软”,因为你平时用的手机、计算机都离不开芯片和操作系统。芯片和操作系统是两个非常核心的产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攻克这两个核心产业。

    第二类,是多国竞争,中国作为一个重要跟随者的。

    这样的领域有很多,例如机械、石油、航运、飞机、手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竞争的多国当中并不一定都包含美国。因此,你如果是一个美国人,你也会很有危机感的,并不是像许多外人感觉的那样,全面领先,稳坐钓鱼台。

    第三类,是多国竞争,中国作为领先者的。

    这样的领域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已经有了一些,例如通信、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安防。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功。我们对于中国的信心,很大部分就来自这些成功的经验。

    第四类,是双头格局,一般是中美两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都是普遍被认为对于未来非常重要,最有想象空间的,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先来看互联网。请问,世界前十大互联网企业,来自哪些国家?回答是,美国有6家,中国有4家。其他国家呢,一家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理性的原因是,网络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中现有的用户越多,那么一个新用户从网络当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老牌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诞生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它们似乎完全错过了网络时代,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是人口最多的,美国的网络企业长大得最快。

    同样的道理,中国在所有国家当中是人口最多的,而且我们其他的产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能够给网络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切技术条件,因此中国的网络发展也非常蓬勃。

    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但是巩固了国内市场,而且在国外攻城略地,在很多方面是引领世界潮流的,成为了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趋势。

    再来看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中国和美国的论文数和企业数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人工智能近年来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下图呈现了各个国家关于深度学习的论文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在原理、算法层面的基础研究当中,还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中美比其他国家高一个量级,而且中国增长最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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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止在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领域,在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中,中国所占的比例都越来越大,整个世界的基础研究正在向双头格局演化。

    下面这张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用的指标叫做“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是由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提出的一个指标,用来衡量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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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自从有自然指数的统计以来,也就是2012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是第一,中国一直是第二,德国一直是第三。

    你也许会问,这个图是到2016年,那么2017年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回答是:最近《自然》杂志修订了自然指数的计算方法,扩大了数据来源。按照新的计算方法,中国的自然指数在2017年又上升了13.3%,而美国下降了1.4%。

    现在美国的自然指数大约是中国的2倍,中国也大约是德国的2倍。

    如果我们问,第一集团包含哪些国家?

    大家都会同意,第一集团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

    那么第二集团包含哪些国家呢?这就是个有趣的问题了。

    你可以说,中国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一起,构成一个第二集团;你也可以说,中国单独构成一个第二集团。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上升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大趋势。

    二、第五类科技

    与中国科技的世界定位

    让我们回到产业国际竞争格局的扫描。在前面说的那四类之外,其实还有第五类,就是由中国开创的。

    这一类目前只有一个例子,就是量子保密通信。由于较为复杂,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解释量子保密通信的原理,只能简略地说,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安全的保密传输方法。

    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一年后,墨子号成功完成了预定的三大科学实验任务,包括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2017年9月,中国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的干线“京沪干线”,在从北京到上海2000公里的距离上向金融等部门的客户开始提供服务。

    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把量子保密通信从实验室推进到了接近产业化的阶段。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中国既然可以开创一个产业,当然也就可以开创第二个、第三个新的产业。我们不但要在已有的跑道上争夺第一,还要开创新的跑道!

    那么,在做完这一通扫描之后,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图景呢?

    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竞争的领域特别多,在绝大多数的领域当中都在力争上游。

    好比有人参加奥运会,参与了一大堆的项目,跑步、游泳、射箭、举重、乒乓球、自行车全都来。先不论他在每一个项目得到第几名,单凭能够参与这么多项目,他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健将了。

    实际上,外界越来越多地把中国和美国看作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这就是原因之一。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有能力参与,是中美作为超级大国的特色,是跟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等最大的区别。

    说了这么多,也许有些朋友仍然在担心,美国在芯片上卡我们脖子。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认真面对,不过我要指出一点:你现在在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历史的纵深,给中国在时间轴上做一个定位,你就能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三、从历史纵深理性看待

    中国科技成果

    回想一下,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当时外国舆论的常见的评论是:中国提出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计划,真是可喜可贺,不过这个花费要以万亿美元计,大家都不知道如何筹集到如此巨量的资金,——这得卖多少石油、煤炭、木材啊?

    在那时的人看起来,中国要赚钱只能靠卖原材料。那么,实际的历史轨迹是什么样的呢?

    是中国筹集到了巨量的资金,成功地支撑了现代化建设,但是并不是来自出口原材料。那时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工业品的国家,更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变成了工业产值世界最高的国家!

    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全国人民喜迎所谓“科学的春天”,热情传诵陈景润和科大少年班的事迹,但是以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中国人民对于科技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

    肤浅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在九十年代之前出生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一样宝物,叫做“粮票”!那时买粮食不是有钱就能买,而是必须要有粮票,少年朋友们听着有没有感觉不可思议?不止是粮票,还有肉票、布票、油票等等。这些票证,就是短缺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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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我14岁到科大上学的时候,录取通知书上说,报到要带500斤粮票。而且必须是全国粮票,省级的粮票不行。到了第二年,1993年,中国废除了粮票,我带的这500斤全国粮票终于成了纪念品。所以仅仅是25年前,我们才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不再担心吃不饱饭了!

    时光如流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这时再也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了,不过绝大多数观察仅仅集中在经济上。那时还很少有人关心中国的科技水平,如果说有的话,最常见的评论也是:中国全靠山寨!

    好嘛,中国科技的代表就是山寨。回头看起来,当时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大都对中国的位置做出了严重的误判。

    在很多人把“中国全靠山寨”当成了默认的事实之后,常见的评论还有善意和恶意之分。善意的就是说:中国不能总靠山寨,将来总是要自己研发的。恶意的就是说:中国只会山寨,因为中国人不会创新。

    请注意,“中国人不会创新”不只是外国人的说法,我听到过许多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国人都这么说。

    我后来对科学传播有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了这样的刺激。我当时就在现场反驳了他,后来也不断地在反驳类似的论调。

    2008年左右,很多媒体在转载一篇文章,号称是来自兰德智库,标题叫做《2020年,中国将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兰德智库确实是在2005年出了一个预测中国前景的报告,这是报告当中的一句话。但这篇文章呢,是把兰德智库的一部分原文和一些人的私货拼贴在了一起,凑成了一篇对中国人的谩骂,结果仍被一部分媒体转来转去。

    在差不多的时间,还有许多人在转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出自她的著作《治国方略》。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实际上不用到现在,当时我就知道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创新。

    如果你能想起这些不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你就会注意到,现在你担心的不是吃不饱饭,不是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出口换钱,不是“中国人不会创新”,不是“高铁请慢些走,等一等你的人民”,而是“中国的芯片不如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了!

    别忘了,芯片可是美国压箱底的杀手锏,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才20多年,就打到了最后的关卡。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视线向历史纵深放得更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惊人的道理:当你进入高科技的竞争时,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已经胜利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科技竞争并不是战争,虽然我们经常这么比喻。

    战争是破坏性的,用博弈论的术语说,战争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

    而科技竞争是正和博弈,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把蛋糕做大的。在科技竞争中,并没有传统意义的失败者,实际上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好处。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的科学界都天然地乐于帮助其他国家的科学进步,科学家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我在美国的博士后导师们都跟中国有很多合作,为很多中国科学家提供过热心帮助,包括中国量子化学的两位奠基人徐光宪和唐敖庆在内。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科学界也在帮助很多国家的科学进步。

    我们希望中国的科技超过美国,但绝不是希望美国下降,而是希望中国上升。在这个方面,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都天然地站在一起。我们希望的是,中国、美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大家都在进步,为人类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四、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国,

    再怎么都不会太差

    例如意大利,一提到这个国家你可能想到很多笑话和吐槽,但是别忘了,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意大利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是的,我说的是“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这是因为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都成功地跳反了,跳到了战胜国的一方,堪称神走位。

    如果你对意大利的了解超过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炮,那么你就会知道,意大利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都是十分强大的。

    例如法拉利、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豪华汽车,都是意大利品牌。现在你想起意大利的实力了吧?

    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

    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德国的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光学等等许多产业都非常发达。德国的强项我就不用多介绍了,甚至有时你会感到德吹太多了,已经吹过头了。

    同样的道理,还有荷兰。

    即使自从英国崛起以来就退出了大国争霸的舞台,还在二战当中一上来就被德国推倒占领了,荷兰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荷兰的食品、化工、炼油和电机等等产业十分强大。

    与芯片相关的,就有一个重要的例子:荷兰的ASML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刻机巨头,最先进的半导体加工技术全都要用到ASML的光刻机。

    最近中国芯片业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中芯国际订到了一台ASML的极紫外光刻机,价格1.2亿美元,预计2019年交货。能买到就要谢天谢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总体而言,十九世纪时的工业国现在仍然过得不错,因为它们仍然是科技先进的工业国。工业国跟农业国有质的区别,因为科技能带来无限的增长可能,而农业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这才是基本面,好比冰山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

    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这些国家的各种奇葩事,比如又闹罢工了,政府又难产了,这些都属于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不是说这些负面新闻不重要,但如果只看到这些,你就遗漏了基本面,低估了这些工业国的实力,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古人把这种错误称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础上,那么即使现在是富裕的,也并不可靠。

    例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不少国家,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成功地发展科技。又如一些西亚国家,靠卖资源就富了,但自己几乎毫无技术能力,如果没有外国工程师,连自己的石油都开采不出来,我们会羡慕这样的国家吗?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百年来不懈奋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自己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

    到了这个层次,只要自己不作死,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乱来把自己搞分裂了,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太差。因为,科技才是人类发展的正道,我们应该走正道。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观:科学本身就是好的。就基本的动机而言,科学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不是为了实用。但是当发现了新的原理之后,科学的用处却会远远超过单纯追求实用的做法。科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无用之用”!

    实际上,科学对于中国人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想想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寻找解决方法?

    以前我们最习惯的思路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就是,发挥组织能力的优势。或者层次更高一些,发挥信仰的力量。

    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用科技来解决问题。

    而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的思路是,开发一个新的软件,制造一个新的机器,或者提出一个新的原理。习惯于用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

    因此,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定位: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拥抱科学。中国的科学在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时代,就是现在,而不是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当然,中国的科学以后会在世界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这需要所有人都付出努力,都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诸位朋友们,我期待着你们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8-09-04
  • 『名家』赵忠贤院士: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治学、修身,永远值得我去学习。

    我先谈谈彭桓武先生:曾经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回国。大家知道彭先生在回国之前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的院士,彭先生回答是“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现在知道他回国就是为了中华物理生根。

    彭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高炉里铸出的钢锭是裂的。彭先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通过这个理论模型推出一种工艺方案,使钢锭不裂。后来,现场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采取的办法和他的是一致的,也表明这个模型是成立的。彭先生说他的这个模型后来也用在原子弹研究中。

    彭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急国家之所急,发挥自己专业特长,为国家需求服务,同时又发展了理论。

    彭先生说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是“几代师生耕造”,来实现中华物理生根。

    在我们读书期间最多的是讨论“红专”问题,现在有的年轻人问我什么叫“红专”,“红”就是思想好,“专”就是业务水平高。当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是很清楚。

    钱三强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讲,他自己是先“专”后“红”,他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先参加革命,后来做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的同学是先“红”后“专”。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大科学家,我们都觉得高不可攀。

    后来陈毅元帅有一个讲话,他说一个飞行员飞行水平特别高,飞机开上去跑了,这不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的思想特别好,水平差,上去被人打下来,这也不行。必须要能把飞机开上去,把敌机打下来,这就是“又红又专”,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是大家可以努力去争取做到的。

    “红”不在于参加了多少政治活动,而在于内心深处的信念。“专”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在读书和工作中,我聆听过很多有名老前辈的授课和报告。

    我有幸参加了聂荣臻元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听到了老院长周光召的发言,非常令人感动。

    他说,第一,他的社会关系一塌糊涂,但是组织上还是信任他,让他去搞原子弹。第二,在第一次见到聂荣臻元帅的时候,聂荣臻元帅问他,哮喘的毛病怎么样了,这让他非常感动。他当时还不到30岁,一位元帅这么关心他,组织上对他信任,就更要全身心地投入,把工作做好。

    大家知道周光召院长参加原子弹的工作之前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国际上的同行都奇怪这么好的文章,这个人怎么不见了,没有文章出来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为了国家的需求他调去搞原子弹了。

    下面我谈谈在物理所工作多年的洪朝生先生。

    就是他带领团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氢液化器,中国第一台氦液化器。这些技术也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如航天等。有了低温条件才有后来的超导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包括现在我们进行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以及一部分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洪先生回国之前在半导体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另外一位合作者第一次提出半导体杂质导电的概念,这个工作是半导体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后来安德森解决局域化问题研究的第一个实验结果。

    回国前,钱三强先生通知他先搞低温。另外给了他10万块钱买一些设备。洪先生服从国家的安排,义无反顾地把低温条件建立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他在低温中心(现在理化所前身)建立了一个低温物理实验室。

    杨振宁先生曾问我:物理所有没有搞极低温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洪先生同样想到这个问题。他对国家科学发展上未来需求的敏锐判断是很有前瞻性的。他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初衷不改,为国家奠定了低温物理与技术的基础。

    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在研究过程中,越做也越有兴趣。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会非常愿意做它。

    另外,就是坚持做某一事情有一个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上的升华。这个升华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有这种认识以后,你突然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往往说不清楚,有时你作这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就是对的。

    以前的例子不说了。最近的例子,我们团队做出了五个1结构的铁硒基超导薄膜,临界参数都很高,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物理工作。这个新超导体是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院士发明的。我们是用水热法做出薄膜,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家,也是国际上唯一的一家。

    但如果你问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用这种方法的,还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上面说的长期积累之后产生的直觉吧。

    特别要指出,这40年大环境是安定的,非常重要。尽管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你还有别的选择,还可以翻身,打破瓶瓶罐罐重新来,仍然可以坚持。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红军的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精神感召下成长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我拿什么奖,我在大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当一个科学家。

    中国科技发展是举世瞩目的。我自己觉得作为我这一代人,最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发布日期:2018-08-17
  • 《科技日报》总编说科学精神:中国1919年缺乏,2019年依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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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的”2018世界科技创新论坛“,汇聚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企业家、国际知名智库成员等,把脉中国和全球创新议程。 

    8月12日上午,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应邀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的主旨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明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说起科学,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其实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看来,

    1919年的中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乏科学精神。

    为什么这样说?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来说,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低下,基础研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引领性成果乏善可陈。你可以找出一千条原因,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学精神缺失。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

    科学精神缺失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科技界,而是全社会的。比如,与健康有关的谣言层出不穷,而且在中国特别容易流传。《科技日报》每个月底拿出一个整版来辟谣,还是辟不过来,因为谣言太多了。可谓谣言满街跑,真相还没穿上鞋呢。公众宁愿盲从某些“名嘴”关于敏感问题的臆断,而不愿寻找和相信科学的答案。

    诚信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而始作甬者也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订约和守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订约和守约的人必定是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古希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独立的人格来自于被科学武装起来的强大内心,依托于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质。可以说,契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科技日报》2018年5月28日头版头条推出新专栏“科学精神面面观”。开栏篇是本报记者的一篇报道《60万元“土豪保鲜针”扎出无知和愚昧》,并配发专家点评,我写了开栏的话。此后,我们又相继推出了“科学精神论场”“科学精神名家谈”“科学精神连着你我他”等一系列相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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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它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公众的意识深层。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批判质疑,求真务实,不懈探索,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宽容失败等等。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成果划等号。从长远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肯定是正相关的,但在较短时期内却不一定。缺乏科学精神的支撑,你或许可以暂时取得一些科学成果,但注定不会走得久远。二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家划等号。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崇尚、践行科学精神,也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来。

    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西学东渐”也是一个外来词,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文化两次传入中国的艰难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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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传教士

    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此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西方开始迅猛发展,而中国尚处于蒙昧状态,从而形成巨大势差。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科学和技术,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所触动。但总体上讲,中国从士大夫到平民的各个阶层,对宗教和科学都是不买账的。到了清雍正时期,开始禁教。乾隆皇帝更绝,干脆把传教士赶出了中国。就这样,历时150年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无果而终。

    和第一次西学东渐相比,第二次西学东渐来得可不是那么和风细雨、润物无声。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路,把鸦片和科学一起打包,硬塞给了中国。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鲁得很!中国社会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学术思想。这一方面是慑于淫威,另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今天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主张,但在那个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人们满脑子都是“天朝上国”“华尊夷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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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在近80年的时间里,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剧烈碰撞。这次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经过西学的洗礼,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改变,社会变革也随之发生。在此过程中,一些思想先驱应该被人们铭记。他们是林则徐、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胡适、鲁迅、陈独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精神的认知也在探索中不断加深。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令,其后国家又出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并且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然而,那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工农兵。特别是“文革”十年内乱让中国现代化进程遭受最严重挫折,科技事业也走进了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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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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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资料图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这些论断,无疑表现出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并且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看来,其中一些概念有必要讨论和厘清。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结合的一面,也有分离的一面。汉语里合二为一的简称"科技"带来很多麻烦,把人们搞糊涂了,认为科学和技术差不多,没多大区别。不仅普通老百姓这样认为,一些政府官员,包括科技系统的管理工作者也这样认为。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它们的目标任务不同,途径手段不同,因而管理方法也不同。

    用管理科学研究的办法管理技术开发,或者用管理技术开发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这两个概念,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说技术是生产力,没有问题;要是说科学是生产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条件。

    首先,在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人类始终在孜孜以求探秘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证。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时代如此,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时代也如此。一部分科学变成了生产力,那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情,迄今不过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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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心说

    其次,科学是分学科的,也有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之分。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比如,数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如果从实用角度看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孪生素数猜想“一旦被证实,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改变。但这些数论研究是不是科学?当然是!很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探索自然奥秘,它们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也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开展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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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德巴赫猜想

    事实上,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派生效应。如果只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审视科学,那是对科学的矮化。


    举个例子。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一千年里,由于封建割据和天主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中世纪的欧洲贫困、落后、愚昧。那时候的欧洲人把自然界许多无法理解、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都归因于魔鬼或天使,因而常常感到焦虑、恐惧和不安。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又爆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随之兴起。科学兴起的结果是祛魅。这个词在英语里也很生僻,叫Disenchantment。所谓“祛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破除迷信。把魔鬼、天使赶走,用理性解释世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此之后,欧洲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正是由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学兴起,直接推动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并开启了它近四百年的现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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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

    由此可见,生产力这个“筐”里远远装不下科学。今天的人们更应该超越对科学的这种功利化的肤浅理解。科学能够做什么?它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大家经常说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学。你尊重了科学,自然也就会尊重人才和知识。这是一个标和本的关系。

    弘扬科学精神绝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它关乎我们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说,在科学精神指引下的创新活动,才是富有活力、充满希望的。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这是《科技日报》的办报宗旨,我希望它也能成为我们的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识。 

    发布日期:2018-08-17
  • 『学术』24年,带了38位博士的导师分享:博士到底该怎样学习?

    自1994年以来,我总计招收博士生38人,其中已毕业并获博士学位的27人,目前仍在读的11人。这些年来,我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就博士生学习和博士生导师工作谈点粗浅体会。

    一、对博士生学习的几点认识

    博士在拉丁语中是知识占有者的意思。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博士生应该具有广博深入的知识。在这里“广博”主要是对学生在本学科及相关领域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考量;“深入”则是对学生在本学科某些研究领域甚至是在某一方向深度的思考。尽管事实上真正的“广博深入”是难于做到的,但这一要求还是必要的、合理的。


    1、博士生学习的定位及其特点

    对博士生学习的明确定位及其特点的认识,是理解博士生学习并使之取得成功的前提。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中,博士生的学习是在导师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有明确研究方向的、专门性的研究性学习。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进行有明确研究方向和目的的专门性学习,这是博士生学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理解,如果说本科阶段的学习主要是为了获取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其方向一般定位于一级学科;硕士生阶段的学习主要是为了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本学科的一般学术规范,使学习带有学科性,其方向一般定位于二级学科;那么,博士阶段的学习则主要是为了更新知识或创造知识,需要熟练掌握和运用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其研究的方向性更加明确。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立意新颖、可持续研究的方向是博士生安身立命的根本。


    2、博士生学习的内涵和方法

    我理解,博士生学习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过程,是融读书学习、研究思考、创新学术为一体的包括诸多环节的过程,是一个张扬学术自主性、彰显学术研究性的过程。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了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两个大方面。课程学习,从专业角度来说,主要是通过引导学生读书来深入掌握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主要方法是在认真读书、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研讨。我认为,在博士生学习阶段,导师对专业课程的点到为止的讲授是必要的,但不是学习的重点,重点还是学生自己读书和讨论。博士生学习是自主性、创造性、规范性的学习,其实质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博士生学习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自主学习来获得新的知识,从而满足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论文写作是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它是博士生学习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博士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志。课程学习与论文写作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3、博士生学习的标志性成果

    评价博士生学习成绩的标志性成果是学位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方案由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三部分组成,要求评选出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其科学研究工作要在本门学科有创新、有突破,应达到国际同类学科的先进水平。为达到这个评选目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价方案还制定了具体的指标体系。

    博士学位论文不仅是博士生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博士生阶段学习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对博士生学习成果的评价,主要看什么?我认为,课程学习成绩的考察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尺度。考察博士生学习的最重要的尺度是学位论文的水平。

    二、博士生导师的主要工作

    根据博士生学习的定位,博士生导师的主要工作不在于为学生开出几门课,而在于引导学生学习。或者说,导师的主要工作不在于“教”而在于“导”。

    1、引导学生熟悉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

    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这是进入博士生学习和研究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由于博士生自身学科背景、学术水平的差异,引导学生熟悉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工作极为重要。没有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研究状况的基本了解,不熟悉本学科的学术规范,不会运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和解决问题,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就没有一个科学的基础。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学术“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1]就是说,了解前人研究的成果,是自己进行研究的重要前提。


    2、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高其研究能力

    引导学生熟悉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的主要途径,是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把读书、思考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提升学术品位和研究水平。孔子讲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说,要成功地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和运用做好这件事情的方法和手段。我体会,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要注意引导学生树立三种意识:

    一是要引导学生树立学科意识。对于学科意识,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甚至不同学者都有自己的理解。目前,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强化学科意识;有的认为应该淡化学科意识,而强化问题意识。我认为,无论是哪一个学科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都无法否认学科意识的存在。树立本学科的学科意识,这是学生进入本学科领域的必要条件。在当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树立学科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考虑到学生原有的学科背景复杂的情况,本学科意识的培养可能更重要。树立学科意识不只要了解本学科的性质和基本规范,熟悉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应该根据研究的需要,适当了解相关学科甚至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二是要引导学生树立学术意识。学术意识是和学科意识相联系的。学术意识对有些学科来说可能不是问题,比如哲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学术性是很强,但对有些学科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于确认的,比如我所从事的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学术性就比较难于被人们所认同。我认为,无论哪个学科的研究都有其学术性,当然不同学科的学术性会有不同的表现。导师的责任就在于要帮助学生树立本学科的学术意识,对于来自实际工作岗位的博士生来说,由于他们缺少学术研究的经历,学术意识的培养更有其必要性。

    三是要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提出问题是研究问题的起点。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针对马克思这种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恩格斯曾评价指出:“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3]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就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勇于和善于解决问题。树立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对于学术型的学生还是应用型的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树立学科、学术及问题意识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提升学生的能力。这是帮助学生成功完成学业的最重要的条件。


    3、引导学生做好论文

    评价博士生学习成功与否的标志是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根据我个人这些年来培养学生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引导学生选择一个既有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又有创新性的学位论文题目。爱因斯坦曾说过,在科学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另一位着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也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选题要充分发挥博士生的潜能、爱好和兴趣,尤其是注重其科研生长点上的连续性。研究的领域可以尽量宽,只要不脱离本学科的范围就可以;研究的题目应该尽量具体。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对本学科学术前沿状态的系统深入的了解,是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和最新成果的全面、正确的归纳总结,是建立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正确关系。要选择既有开创性又有可行性的题目。导师要鼓励学生尽量选择属于学科研究空白或薄弱的领域的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

    鼓励学生敢于选择难题、敢于挑战权威,还要避免为难情绪和急躁心理。我的做法就是,题目一经确定绝不轻易同意学生改题,也不赞成学生轻易缩小范围、降低难度。我体会,匆忙决定论文的题目固然不是科学的态度;随意更换题目同样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

    二是引导学生确立论文的核心概念,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创新是对博士生学习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评价博士学位论文的最重要的标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评价意见表对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性分别作出了规定。对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的规定是:填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空白,在本学科领域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运用新视角、新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有独到见解,并在相应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这些要求是很高的,但又是必须努力做到的。达到这些要求不仅对学生而且对导师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确立论文的核心概念、建立新的分析框架,这是实现创新的关键之所在。

    三是引导学生做好开题工作。开题是进入论文写作前的一个重要环节。各个学科都非常重视开题这一环节,对开题报告都有明确、规范的要求。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好开题工作。博士生答辩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往往是开题工作没做好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有些论文框架结构设计不合理,有些论文研究重点难点预置不明确,是在开题时就存在着的,答辩时再想改也没有办法。

    四是引导学生认真完成论文的写作和修改。论文写作、修改、完成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不断深入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超越前人又超越自我、实现研究真正突破的过程。要引导学生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坐住板凳,一步一步地完成论文的写作。论文写作出现反复是正常的,问题是不能怕反复,要避免急躁心理,又要克服浮躁情绪。同时,导师还要有开明的学术思想,要允许学生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可以不要求学生一定要说服导师,但要求他们必须首先说服自己、自圆其说。我曾对我的博士生说,要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去对待你的论文,精心地呵护、精心地培育。“写”的问题真正解决了,答辩就会顺畅得多了。

    总之,博士生的学习和导师的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曾多次说过,中国有许多赞美师生关系的文字,其中我最欣赏的是“教学相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教师最大的满足是能够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越多、越出色,他的成绩也就越大,他就应该越高兴。

    参考文献

    [1]钱穆. 《新亚学报》发刊辞[N].新亚学报,1955(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1.


    发布日期:2018-08-17
  • 『政策』近3年来我国石墨烯产业相关政策汇总,了解一下?
    导读
     

    随着产业的发展,国家政策以市场为导向,逐步进行调整,多部门合力推进,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整理,近3年来,我国发布了20余条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扶持石墨烯产业。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的扶持尤为重要。虽然相比于国外政府,我国对石墨烯的扶持政策显得有点“慢”,直到2012年才在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支持石墨烯新材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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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国石墨烯在政策方面存在“后发优势”,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各部门出台了多项与石墨烯发展相关的法规与政策,尤其是2015年11月30日发布的《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成为我国石墨烯领域首个国家层面纲领性文件。


    《意见》提出将石墨烯产业打造成先导产业,逐渐实现石墨烯材料在部分工业产品和民生消费品上的产业化应用,并提出到2020年,形成完善的石墨烯产业体系。  


    随着产业的发展,国家政策以市场为导向,逐步进行调整,多部门合力推进,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整理,近3年来,我国发布了20余条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扶持石墨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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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地方政府以石墨烯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发布相关政策支持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近年来,全国20多个省市在“十三五”规划等文件中对石墨烯产业进行战略布局,黑龙江省、福建省、四川省、北京市等多个省市发布了石墨烯专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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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动石墨烯的研究和产业化,石墨烯技术开发应用热潮方兴未艾,在利好政策以及对石墨烯前景看好等因素拉动、先进技术带动、市场推动作用下,我国石墨烯产业将进入成长期,有望迎来石墨烯产业发展的“春天”。

    发布日期:2018-08-14
  • 宝马推出碳纤维轻量化新部件!综述美、日、英高性能碳纤维技术与产业发展比较!

    宝马摩托车刚刚推出了一款碳纤维后摇臂,该摇臂的开发目的在于使其可以经济高效地批量生产,为高端公路摩托车开辟了一扇门。原厂配件不仅有碳纤维车架和轮圈,还可以提供后碳摇臂,将车辆的轻量化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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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已经在汽车方面使用轻质材料和广泛的碳纤维产品,i3率先在大规模生产的车辆上使用碳框架壳体。而去年,这项技术被转移到摩托车上,当它出现在配备碳纤维车架和轮圈的宝马 HP4 Race上时,这一新的轻量化配件将会为未来市售车辆的搭载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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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资助宝马轻型复合材料项目的Joachim Starke博士表示:“我们选择连续负载下的底盘部件,因为所涉及的要求特别苛刻。虽然汽车底盘部件被隐藏起来,但摩托车后摇臂却显而易见,这让我们的工作热情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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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规模生产会是一项巨大的投资,至少每天装配200套现纤维后摇臂才算得上大规模,这样的计划不会马上实施,理论上可以通过改装以及未来车型的运动版、限量版上实现这一配件的搭载,但每年只会生产有几千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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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宝马会将碳纤维更多地应用在未来限量版高端摩托车上,随着明年全新宝马 S1000RR的到来,很可能会搭载全新的轻量化配件,而目前宝马已经拥有大量生产碳纤维车架、摇臂、轮圈的能力了。


    1892年,爱迪生发明了将碳化天然纤维用作白炽灯发光体的技术,首次实现了碳纤维的商业化应用。当时的碳纤维力学性能差,容易损坏。此后的近60年间,改进碳纤维力学性能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但收效甚微。20世纪50年代末,碳纤维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突破,为其高性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以尼龙和聚丙烯腈纤维为代表的化纤技术步入成熟期,引发碳纤维技术进入了“再发明(reinvented)”时代。20世纪60至80年代,高性能碳纤维处于发展热潮期,美、日、英相继突破了关键技术,建立了产业。20世纪90年代,高性能碳纤维应用步入爆发期,碳纤维增强树脂(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CFRP)已成为了航空航天器等尖端军民用装备的主要结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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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高性能碳纤维技术的发展

    高性能碳纤维,是碳含量>92%,具备强度≥3530 MPa、模量≥230 GPa、延伸率为0.7%~2.2%等优异力学特性的纤维形态的碳材料。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关于“石墨晶须”超高强特性的科学发现,揭开了高性能碳纤维技术的发展序幕。此后的20多年里,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持续推进了该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建设。   


    美国 

    1)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成功与失败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的前身是1886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碳材料公司(National Carbon Company),是美国合成碳材料产业的开创者。   


    20世纪60至80年代,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高性能人造丝基碳纤维和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空军材料实验室(Air Force MaterialsLaboratory,AFML)使用联合碳化物公司1959年投产的高性能人造丝基碳纤维作为酚醛树脂的增强体,研制了航天器热屏蔽层。这是碳纤维首次替代玻纤和硼纤维作为树脂增强体,制成轻质耐热复合材料制件并获成功应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技术由此跨入了“先进复合材料”时代。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当时本该成为世界高性能碳纤维产业的引领者,但由于盲目扩张和管理混乱,反以悲剧告终。1984年其在印度的分公司发生博帕尔惨案,造成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化学毒气泄露事故,导致近80万人死伤。这一事件致其倒闭,几经转卖后,其碳纤维业务现为美国氰特工业公司(Cytec Industries Inc.)拥有。   


    丧失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头雁引领,美国高性能碳纤维产业未能实现应有的辉煌。目前,美国虽拥有可保障军用的技术、产品和产能,但产品不具性价比优势,没有市场竞争力,故像波音飞机机体结构材料这样的民用需求只能靠日本东丽公司供应。   


    日本 

    1)大阪工业技术试验所和進藤昭男发明PAN基碳纤维   

    日本政府大阪工业技术试验所(Government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GIRIO)成立于1918年,成立该机构是为日本关西地区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该机构1993年被并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Agency of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更名为大阪国立研究所(Osak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ONRI)。   


    20世纪5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起飞期,强烈渴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959年,大阪工业技术试验所的青年科学家進藤昭男(Akio Shindo),在大阪工业技术试验所的资助下开始了碳纤维研究,为实现PAN基碳纤维的产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大阪工业技术试验所与企业交流频密,知识和技术转移迅速,孵化了大量的商业利益。1959年和1970年,东海碳素公司(Tokai Electrode Mfg. Co.,Ltd.)、日本碳素公司(Nippon Carbon Co., Ltd.)和东丽公司(Toray Industries,Inc.)分别获得了该所PAN基碳纤维技术的专利授权,为产业建设铺平了道路。   


    2)东丽公司的PAN基碳纤维产业建设   

    东丽公司成立于1926年,前身是东洋人造丝公司(Toyo Rayon Co., Ltd.)。20世纪40至60年代,东丽公司先后实现了尼龙、聚酯和丙烯酸等纤维的产业化,并于1961年开始研发碳纤维生产技术,1968年全力投入PAN基碳纤维产业建设;通过自主研发、收购兼并和专利转让,1971年实现了TORAYCA®品牌PAN基碳纤维的商业化,并使其逐步实现了从体育用品到航空航天器制造的广泛应用。   


    3)大谷杉夫发明沥青基和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大谷杉夫(Sugio Otani)在群马大学(Gunma University)开始从事碳化技术研究。他发现,氮气中260℃热处理的吹制沥青、煤基沥青和聚氯乙烯(PVC)都具有很好的可纺性,1000℃热处理聚氯乙烯和吹制沥青可制得性能尚可的碳纤维。此后,他致力于低成本、高质量碳纤维的制备技术研究。采用大谷杉夫的专利技术,吴羽化学工业公司(Kureha Chemical Ind. Co.)于1970年开始生产沥青基碳纤维


    目前,日本拥有完备的人造丝基、PAN基、沥青基和中间相沥青碳纤维产业,占据着各细分技术的制高点,垄断着所有高端产品的市场。   


    英国 

    1)英国皇家飞机研究中心Watt发明高性能PAN基碳纤维   

    皇家飞机研究中心(Royal Aircraft Establishment,R.A.E. Farnborough)是英国最早的飞机研究设计基地,其所在地范堡罗市是20世纪初的世界“航空谷”,是鹞式和协和式飞机的诞生地。该中心1961年开始研究玻纤缠绕增强复合材料(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GFRP)火箭发动机部件。


    Watt原在该中心从事氧化碳化、热裂解石墨和石墨抗渗核燃料罐等研究,1963年开始研究高性能碳纤维。Watt认为,石墨晶须的性能就是碳纤维要达到的目标。在考陶尔斯公司(Courtaulds Ltd)和摩根坩埚公司(Morganite R&D Ltd)等英国老牌化纤及碳材料企业的支持下,Watt发明了高度取向的聚丙烯腈前驱体纤维,并最早制成了高性能PAN基碳纤维。Watt的技术向美、日进行了转让,这极大地促进了世界高性能PAN基碳纤维技术的发展。   


    同期,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公司,简称罗罗公司(Rolls-Royce PLC)和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Atomic Energy Research Establishment,AERE)也深度参与了高性能碳纤维的研究。


    2)罗罗公司的贡献与遗憾   

    Watt发明高性能PAN基碳纤维制备工艺技术后不久,罗罗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率先实现了高性能PAN基碳纤维的连续化生产,并很快就研制了碳纤维增强树脂材质的飞机发动机进气风扇叶片,准备用在当时最先进的涡扇发动机上。但该叶片未能通过撞击试验,加之该型发动机研制严重失误,最终导致罗罗公司破产重组。这给刚刚起步的英国碳纤维产业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美、日、英高性能碳纤维技术和产业发展因素分析

    尽管美国发现了高性能碳纤维的科学机理,最早建立了产业,但结局却差强人意。英国虽然率先突破高性能PAN基碳纤维生产技术,并开创性地用其研制飞机发动机零件,但终因技术冒进而“败在开始”(end in the beginning)。因此,日本拥有建设高性能碳纤维产业的多元动力和极佳环境,态势最佳;而美、英则只是依赖科学家的兴趣和企业拓展传统业务的意愿,态势弱势明显。  


    1)美国强在科技发达,弱在发展环境差,败在管理混乱。   

    从白炽灯发光体到航空航天器结构材料,从天然纤维基、人造丝基、PAN基到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美国科学家都一步一个脚印地一路走过。但长期的战争和冷战,产业导向偏军偏窄,社会不稳定;企业盲目扩张、管理混乱,酿成重大灾难,终致垮台,产业发展戛然止步。   


    2)英国强在基础厚实,失于技术冒进。   

    有着杰出科学家和聚丙烯腈纤维产业技术基础,英国快速突破了关键技术,并开拓了尖端应用研究,其探索精神令人赞叹。但技术成熟度低时,贸然研制亟待使用的碳纤维增强树脂(CFRP)飞机发动机叶片,失败自然是大概率事件,进而动摇了产业建设的信心。   


    3)日本强在意识敏锐、学习能力强、工匠精神深厚,成在发展环境优、产业通道宽。   

    日本及时发现高性能碳纤维技术的萌芽,与美、英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任世界乱云飞渡,内部政通人和,举国谋经济复苏、谋技术自立、谋建设新产业;市场基于民用,稳步向航空航天高端应用发展、向工业领域拓展;从而成就了其今日高性能碳纤维领域的世界主导地位。


    来源:科技导报


    发布日期:2018-08-14
  • 工信部: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32%在中国为空白,52%靠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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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报道,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斌13日在“2018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上表示,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评价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往往扬长避短,片面夸大成绩。中国制造业创新力不强,核心技术短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辛国斌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12%,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产品、模式等不断涌现,一批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第一方阵。

    辛国斌表示,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薄弱,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

    据介绍,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几十年的差距,建设制造强国的路还很长。”辛国斌说,应着力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当头炮”,着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国防工业改革以及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着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但有些地方急功近利,盲目跟风,炒作所谓新技术新产业,必须高度警觉,坚决纠正。

    三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突破口,加快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另一方面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改进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全产业链整体提升。

    四是着力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的新引擎作用,深化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能否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决定制造强国目标能否实现。

    五是着力建设高质量发展承载体,培育一批优质、高效的制造业企业。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需要龙头企业,也需要小企业,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发展支持,发展一批专业化的小巨人企业。

    主要内容来自新华网,仅供参考。


    发布日期:2018-07-17
  • 年中盘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谈战新(附34人观点和简历)

    【编者按】2018年以来,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们,对于我国战新产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研究。专家们通过各种会议、媒体、网络等形式,大力宣传了我国战新产业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思路,展望了未来前景。现在已到年中,我们作了一下初步盘点,对今年以来专家们见于网络、公开媒体的文章、访谈、报告等,进行搜集,摘其主要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陆续刊登,供大家学习参考。盘点内容有很多遗漏,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供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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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春礼

    中科院进入重大成果产出“井喷期”

    白春礼在中科院新年贺词中谈到,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承担重大科技任务,不断产出“三重大”成果,始终是中科院的中心任务。经过数年持续投入、真抓实干,中科院进入了重大成果产出的“井喷期”。

    2017年,中科院多项成果被写入十九大报告。“悟空”号暗物质卫星获得了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墨子”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圆满完成三大科学目标;“天眼”首秀,新发现6颗脉冲星;“天宫二号”搭载的世界首台空间冷原子钟顺利完成各项科学实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马里亚纳海沟首潜告捷;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

    2017年,中科院基础前沿领域成果丰硕。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三重简并费米子、探测宇宙膨胀历史等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然指数中连续5年排名全球第一,在“全球最具创新力政府研究机构25强”榜单中名列第11位,比2016年上升5位……

    2017年,中科院继续行走在支撑国计民生发展第一线。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启动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渤海粮仓”等农业重大科技示范工程和科技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新成效,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改善民生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2017年,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取得突破。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10拍瓦超强超短激光实验、风云四号卫星红外有效载荷、全球首款吨级物流无人机等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封锁垄断;全球首套煤基乙醇工业示范为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寒武纪芯片、人脸识别辅助验证设备、自动化分拣系统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得到应用推广……

     (中国科学报 1月2日)

    【专家介绍】白春礼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博士,化学家和纳米科技专家,研究领域包括有机分子晶体结构、EXFAS,分子纳米结构、扫描隧道显微镜。 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1996年任副院长,党组成员;2004年任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共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等20余个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兼任中国微纳协会名誉理事长、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等。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同时还是若干化学和纳米科技领域重要国际学术刊物的共同主编或国际顾问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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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春平

    中国电子积极布局科技创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IT企业,现有20家二级成员企业,拥有14家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产业分布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新型显示、集成电路、高新电子、信息服务等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领域。2017年中国电子正式发布立足中国自主可控、面向全球开放联合,创新构建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计算机基础软硬件“PK”体系。该体系已成为国际ARM生态体系的重要支撑,未来或可比肩“Wintel”体系的世界一级。

    中国电子总工程师程春平表示,中国电子要“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深入贯彻人工智能国家战略,通过超前布局、联合创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整合与衍生,推动智能生态的形成。”程春平透露,未来中国电子将致力于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研究,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标准,与各级政府、研究机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全新的政务服务生态体系,助力国家相关部门加速实现从电子政务向智慧政务的升级。

    (经济参考报1月2日)

    【专家介绍】程春平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工程师,历任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及中国电子软件研究院院长,全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部学术指导委员会等多个领域的专家组成员。担任科技部国产软硬件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理事长。20多年从业经验,曾获 “中国软件十大领军人物”、中国“软件生产力推进风云人物”、中国软件产业十年功勋人物等荣誉称号。 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组织策划、体系架构设计及项目实施管理工作,主持并参与金税工程、金水工程、金安工程、全国信访系统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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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林

    “双创”是一个国家赢得未来的关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认为,“双创”实质上是一个改革,是要用改革的方法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王昌林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只有通过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落地”,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和规模化发展。比如,信息技术革命主要就是由惠普、英特尔、微软等一大批当时的小微企业直接发动和推动形成的。另一方面,要推进大企业创新创业。发挥大企业的市场渠道、资源等优势,围绕全产业链需求,创办孵化器,培育科技型创业企业并形成集聚效应。

    关于营造良好的“双创”生态系统,王昌林谈到,“就像庄稼要长得好,必须要有肥沃的土壤、必要的水分、合适的阳光和空气等一样。”王昌林认为,综合国内外研究,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有四个基本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机构和要素”;第二个维度是“结构”;第三个维度是“机制”;第四个维度是“环境”。因此,可以形象地表述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机构/要素+结构+机制+环境”。

    硅谷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硅谷,不仅拥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大量的金融机构、服务供应商和其他支持机构,拥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既有创业大企业,也有大量中小微初创企业,形成了“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的企业体系。人才结构以移民为主,每五个人中要么是创业者、要么是在创业企业工作;技术转移机制比较健全,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有紧密的联系,还有健全的创业创新网络和协同发展机制;拥有浓郁的创业创新文化和完善的创业服务环境。

     “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关键是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资源特点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创业创新生态。”王昌林强调,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像硅谷那样,建立完善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也没有简单可复制的成功模式。以深圳为例,深圳并没有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但大量创业者选择去深圳,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是深圳具有独特的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其主要特点是:深圳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有创新的基因。在深圳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如何合伙创业,人们有一种创业的冲动;深圳产业配套能力较好;在深圳只要有好的创意,就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才和团队;深圳创业资本比较活跃,国际化程度较高,等等。

    (中宏网1月4日)

    【专家介绍】王昌林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战略与政策、宏观经济等领域研究。先后主持“十一五”高技术产业规划研究、“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研究、“十一五”生物产业规划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参与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主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与政策、重大技术经济政策研究、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等重大课题研究,参与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主持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思路与主要任务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等重大课题研究,参与2015年和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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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启敏

    中国“精准医学”的发展目标

    目前我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位于国际前沿水平,分子标志物、靶点、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迅速,部分疾病临床研究都位于国际前列,临床资源丰富,病种全,病例多,样本量大,拥有一批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基地和团队,这些都意味着,在精准医学开展的工作基础方面,中国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

    我国精准医学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为目标:要建立国际一流的精准医学研究平台和保障体系,自主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要研发一批国产新型防治药物、疫苗、器械和设备;要形成一批我国定制、国际认可的疾病预防和临床诊疗的指南标准、临床路径和干预措施;要提升重大疾病防治水平,带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和健康服务等产业发展;要支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模式变革,推动“健康中国”。

    (北京大学医学部网站1月7日)

    【专家介绍】詹启敏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首席专家,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国家863高技术生物和医药领域专家组组长和生物医药主题组组长,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生物药责任专家组组长,国家卫生计生委行业科技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生物医药技术战略发展规划专家组组长。担任中国微循环学会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健康管理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海外医师协会会长。 詹院士长期致力于肿瘤分子生物学和肿瘤转化医学研究。至今已在国际医学生物学和肿瘤学杂志上发表SCI论文220余篇,主编和主译著作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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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明高

    当前动力电池技术进展

    1月7日,欧阳明高院士出席由电动汽车百人会主办的“把握全球变革趋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热点问题交流会,并发表题为“2017年动力电池技术进展与发展趋势”的主旨演讲。他认为:

    第一,锂离子动力电池有望于2020年前实现300瓦时/公斤目标,目前国内外技术研发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安全性研究尚待加强。

    第二,锂硫、锂空气电池方面,目前国内外进展相对缓慢,2017年没有看到突破性的进展。从原理来讲,锂硫电池的重量比能量跟体积比能量基本相当,所以它的体积比能量要提上来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乘用车、轿车对体积比能量的要求可能比重量比能量来的还要重要。而锂离子电池重量比能量为300瓦时/公斤时,体积比能量可以达到600瓦时/升。因此,锂空气电池,应该说集合了锌空电池、氢燃料电池、锂二次电池的所有难点。相比而言氢燃料电池更具竞争优势。

    第三,固态电池的研发产业化持续升温,但受到固/固界面稳定性和金属锂负极可充性两大问题的制约,真正的全固态锂金属负极电池还没有成熟,但是以无机硫化物作为固态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应该说出现突破。总体看固态电池发展的路径,电解质可能是从液态、半固态、固液混合到固态,最后到全固态。至于负极,会是从石墨负极,到硅碳负极,我们现在正在从石墨负极向硅碳负极转型,最后有可能到金属锂负极,但是目前还存在技术不确定性。

    第四,中国在高容量富锂正极材料方面2017年取得了一些突破,基于高容量富锂正极和高容量硅碳负极的革新型锂离子电池比锂硫和锂-空电池更具可行性。

    (雷锋网新智驾 1月8日)

    【专家介绍】欧阳明高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曾任“十一五”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和“十二五”科技部《电动汽车》重点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动力系统研究。在发动机电控、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管理、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SCI收录140余篇),他引5000余次。以第一完成人获2007年和2010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6年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发明一等奖,以及“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创新奖、国际IPHE技术成就奖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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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贺铨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发展

    1月9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8(第八届)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在京召开。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向大会作了题为《互联网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报告,邬贺铨指出,中国互联网企业市值增长幅度很快,都在布局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云计算,未来农村电商和跨境电商会是新的增长点。

    邬贺铨指出,从2013年1月到2017年12月31日的5年时间中,纳斯达克的互联网指数市值涨了3倍,标准普尔500的指数涨了1.8倍,2017年纳斯达克互联网指数涨了40%,标准普尔500涨了20%,由此可看出,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增长幅度很快。在全球前10名的互联网企业中都是美国和中国的企业,中国有4家,没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企业。  

    邬贺铨表示,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在布局互联网金融,现在能拿到支付牌照的大概有10家,拿到银行牌照的是阿里和腾讯,基金牌照是阿里,目前还没有保险、信托和期货。阿里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支付目前还没有上市,但支付宝的估值已超过600亿美元。

    邬贺铨强调,未来农村电商和跨境电商会是新的增长点。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布局重点,基于上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也是重要着力领域,中国政府明确发展IPv6的战略和目标及时间表,引导向工业互联网发展,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式启动5G的第3阶段试验,强力推动大数据战略实施,标志着互联网发展进入新时代,互联网产业要抓住信息技术发展机遇,迎接智能社会发展的需求,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

    (中国台湾网1月10日)

    【专家介绍】邬贺铨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先后从事光纤传输系统和宽带网研发、中国下一代互联网(CNGI)和3G/4G等项目的技术管理及工程科技咨询项目研究。 曾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总师、CNGI专家委主任、国家“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IEEE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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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兰娟

    新发传染病防控首创“中国模式”和“中国技术”

    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对外发布。其中,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单位共同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是自该奖项设立以来,我国医药卫生行业、教育行业“零的突破”。

    李兰娟介绍,新发传染疾病始终是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和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失。20世纪全球发生了4次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每次均造成数十万乃至数千万人死亡。

    在传染病和新药创制两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为了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项目组汇聚我国优势力量,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创建国家平台,协同创新,联合攻关,在发现新病原、确认感染源、明确发病机制、开展临床救治、研发新型疫苗和诊断技术等方面取得六项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创立了代表“中国模式”和“中国技术”的新发传染病防控四大体系和两大平台,成功防控了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

    李兰娟介绍,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新发传染病防控史上第一次利用自主创建的“中国模式”技术体系,成功防控了在我国本土发生的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不仅避免了类似SARS的悲剧重演,还在控制MERS、寨卡等传染病的输入和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取得卓越成效,为全球提供了“中国经验”,展示了“中国力量”。世界卫生组织评价这项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国际典范,标志着我国在国际新发传染病防治领域从“跟随者”成为“领跑者”。

    (21世纪经济报道1月9日)

    【专家介绍】李兰娟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科技委生物与医学学部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卫生信息协会副会长,卫生计生委第一届人口健康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等。承担国家“863”“973”、“十五”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20余项,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在Nature、Lancet、NEJM 等SCI收录杂志发表200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谈家桢科学奖临床医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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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晓晖

    注重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融合

    在中国的大数据战略中,尤其强调大数据和实体经济融合。在工业领域,中国已经提出工业互联网“三步走”目标。余晓晖介绍,工业互联网有三大体系,网络体系、平台体系和安全体系。与美国、欧洲、日本比,中国工厂的网络化改造没有完成,面临的任务更重。平台方面,中国比国际上起步晚两三年,但现在发展势头很好,在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而在安全方面,中国和国际上一样面临挑战。

    余晓晖认为,中国发展大数据,一个优势就是数据多,场景多元。由于计算能力和感知能力的提升,工业互联网里会形成更多传感器应用、物联网应用和更多数据连接,数字化以后,通过数据改变生产流程、营销模式和商业模式。

    算法是大数据的核心。余晓晖认为,近几年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国数据挖掘技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此外,人工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算法非常重要,中国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在数据开放和数据安全层面,余晓晖认为未来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推进,如政府数据的开放、相关制度保障、数据交易规则、数据确权等。余晓晖说,中国发展大数据有些条件和技术已经具备,但在制度保障上,如何在保护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和挖掘释放数据潜力之间做到平衡,目前全世界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问题的框架,仍然需要探索。

    (光明网1月10日)

    【专家介绍】余晓晖 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国家“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通信网络仿真系统、网络路由技术、网络流量控制、网络优化、网络规划等研究与开发工作。2000年以来,主要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互联网、信息通信产业、信息化等领域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相关部委有关宽带、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系统性研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参与国家相关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的研究起草,曾获十多项通信科技进步奖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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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宏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迎来“换道超车”新契机

    1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在国家发改委干部学习讲座上,作了题为“推进大数据应用 繁荣数字经济发展”的专题辅导报告。

    梅宏介绍,大数据的出现有四个驱动力,即“摩尔定律”所驱动的指数增长模式;技术低成本化驱动的万物数字化;宽带移动泛在互联驱动的“人—机—物”广联连接;云计算模式驱动的数据大规模汇聚。

    梅宏预言,大数据应用需求将驱动信息技术体系重构,大约在2040年以后,面向能力和成本的技术创新将重新成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主线,信息技术发展进入新的能力提升期。“在取得原理性突破之前,应用模式创新以及面向应用和成本的技术和集成创新仍将是发展主线。”

    梅宏认为,全球数字经济正处于成型展开期。这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对每次技术创新浪潮分导入期和展开期两个主阶段的划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互联网进入商用并得到快速发展。历经二十多年的积累和储备,数据资源大规模集聚,其基础性、战略性凸显,我们将进入信息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爆发期、黄金期。”

    谈及我国大数据的生态现状,他指出,中国企业在现有大数据国际产业地图中极少出现,国际影响力不足;从事大数据应用的企业较多,掌握共性关键技术企业偏少。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信息技术长期存在“空心化、低端化”的问题。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信息技术体系进入“重构前夜”,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将迎来“换道超车”的新契机。

    “在大数据时代,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掌控开源生态,已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参与融入、蓄势引领,是培育我国大数据产业生态的有效途径。”梅宏建议,应鼓励企业参与融入国际成熟开源社会,争取话语权;同时,汇聚国内软件资源和开源人才,打造自主开源生态,伺机实现引领发展。

    (中国改革报 1月22日)

    【专家介绍】梅宏,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计算机软件专家,博士、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IEEE Fellow。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在构件化软件中间件、开发方法学和工具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等科技成果奖励。个人荣誉包括:全国优秀博士后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IEEE Computer Society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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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晓辉

    工业互联网浪潮推动平台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余晓晖指出,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成为突出亮点。

    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涵盖了全球主要大国以及龙头企业,我国的华为、电信、中国信通院等也在该联盟里。围绕IIC形成的生态体系与德国、日本、法国的体系均有对接,合作与竞争并存,构成了全球工业互联网协同、竞合发展的格局。

    在工业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架构设计是核心。工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势必有诸多理念的碰撞,需要通过架构设计把应用、商业战略、开放标准、技术路线等统合在一起,进而推动全球商业部署和产业发展。

    应用模式创新一直是中国企业的特色,尤其是与中国制造业场景的结合以解决企业痛点问题。过去两年,工信部遴选了29个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联盟遴选了25个工业互联网优秀案例,涵盖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各个方面。对此,余晓晖认为,不少案例非常有新意,放在国际上也非常有特色。

    余晓晖表示,下一阶段围绕建设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运营能力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不断推进。一是平台培育,包括搭建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建成一批企业级平台、建立健全平台技术体系等内容,以满足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需求。二是平台试验验证,需要产业联盟、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共建面向数据采集、工业PaaS平台、工业App等领域的测试验证平台,开展功能、性能、适配性、安全性等技术验证与测试评估服务,以加快平台落地应用。

    余晓晖强调,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发展质量和竞争能力与美、德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有着巨大的转型升级潜能。我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ICT产业体系,不少领域已具备较高的发展水平,尤其是互联网发展迅猛,业务创新非常活跃,在消费端涌现出了大量新模式新业态。如何把二者融合,促进双方协同创新,工业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人民邮电报 1月15日)

    【专家介绍】余晓晖,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国家“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通信网络仿真系统、网络路由技术、网络流量控制、网络优化、网络规划等研究与开发工作。2000年以来,主要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互联网、信息通信产业、信息化等领域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相关部委有关宽带、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系统性研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参与国家相关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的研究起草,曾获十多项通信科技进步奖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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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明

    双积分政策或压缩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市场空间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1月20日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作主题演讲,他表示,高额的补贴、牌照限行、部分领域政府的直接干预这3大政策促进了新能源汽车连续4年的高速增长,但预计政策驱动的市场将遇到发展的瓶颈。大概这个瓶颈会在100-130万辆的水平,商用车能否发展到30万辆或者到40万辆,取决于关键城市的物流车是否大规模推广新能源汽车,如果推广,则有可能达到40万辆。出租、租赁、公务车大概会达到30-40万辆,私家车达到40-50万辆,加起来大概为100-130万辆。在私家车市场,估计限购城市能够推广十几万辆,接近20万辆,非限购城市的推广可能达到三、四十万辆,但是非限购城市也是靠政策驱动的,这是一个上限。

    双积分政策实施之后,可能会改进供给的结构,50~60万元区间的将会有供给车型出现。徐长明介绍,现在跨国公司已经为应对中国的双积分政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原来大众汽车公司预计在2018年会全线投放市场,现在双积分政策延后一年,合资公司上市新产品的力度也会延一年,但2019年是合资公司产品大规模投放市场的一年,在这个意义上,双积分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会有力的促进新能源汽车总规模的扩张,但是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空间会有较大的压缩。

    徐长明认为,新能源汽车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就是新体系的电池要得到突破,这个是出于与传统汽车同质化竞争的考虑,这也是目前传统汽车厂考虑新能源汽车能否快速发展的主要角度,而互联网公司不这么考虑,而是考虑第二个条件,就是传统汽车企业认为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电池要得到突破,突破的方向一方面是能量密度,解决电池的重量问题,另一方面是功率密度,解决充放电速率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大家现在更多考虑的是能量密度(横坐标),但是功率密度(纵坐标)考虑得少一点,如果让充电变得方便,应该从纵向维度来分析,把功率密度加大,比如国外在做350千瓦的车,就意味着一个小时可以充360度电,60度电跑400多公里、500公里,10分钟的充电时间就够了,现在美国高速公路网的充电设施大部分都是按150千瓦做的,他们提到,将来稍微通过技术手段,通过技术改变就能够达到300多千瓦,我们现在高速公路充电功率大概是40千瓦,这个可能解决不了,达不到300多千瓦,可能要重新布网。

    (网易汽车1月21日)

    【专家介绍】徐长明,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级经济师。国家发展改革委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市场战略专家,《中国汽车市场展望》主编,中国汽车市场跨国公司交流平台发起人。 宏观经济及汽车产业专家,负责完成《中国汽车市场模型》,负责组建中国汽车市场预测分析系统,组织完成《中国轿车中长期预测》,主持完成《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模型》。主持完成50多次《分车型(重、中、轻型车及轿车)抽样调查与市场预测研究课题》,多次参加国家汽车工业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研究工作,组织完成国家 “十五”、“十一五”规划中汽车市场预测课题,先后在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汽车报、中国工业报、汽车工业研究、中国汽车市场发表文章50余篇。主持编写《中国汽车市场展望》20本。多次应邀在日本北九州大学、韩国韩南大学、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日本产业学会、香港经济学家论坛、通用汽车公司、奔驰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公司、美国商用运输车协会等各类国际机构发表主题演讲。为各大汽车制造商、金融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国内外论坛进行数百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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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明高

    电耗是纯电动汽车整车集成水平最重要的体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1月20日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作主题演讲,他表示,电动汽车高比能量动力电池的发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比能量等性能指标其次。电动汽车总体能耗偏高,节能潜力很大,节能的意义比燃油车更大。欧阳明高表示,续驶里程增加需要依托电池的比能量上升,但是整车厂不能把电动汽车的技术提升全扔给电池厂,整车集成的核心技术就是降低电耗,电耗是纯电动汽车整车集成水平最重要的体现。

    欧阳明高介绍,从国际来看,2020年前全球的目标基本上都是300瓦时/公斤,国内外的技术研发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安全性的研究尚待加强。日韩目标与我国还是不太一样,他们更多的是追求体积比能量,因为对轿车来讲体积比能量可能会更加重要,他们一般都是叫体积比能量,质量比能量他们反而没概念,松下280瓦时/公斤电池体积比能量要做到720瓦时/升。日韩质量比能量目标在270瓦时/公斤、280瓦时/公斤的比较多,这个目标在2020年前可以实现并产业化。

    欧阳明高表示,现在电动汽车总体能耗偏高,节能潜力很大,节能的意义比燃油车更大。如何降低电耗?首先,我们要学习宝马i3,降重量,我们现在的整车重量都偏大。第二,低阻化,我们要向特斯拉学习,特斯拉电动SUV的风阻系数0.24,我们传统燃油SUV风阻系数高的可以到0.4,这个是相差很大的,直接从传统SUV改电动SUV其实在能耗方面是不合适的。第三,电驱动高效化。我们要看到,国外跨国汽车零部件集团现在都在竞相开发一体化电驱动桥,并进入中国市场,跟我国电驱动企业短兵相接,我国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跟他们合资。下一个就是制动能量回收。最后就是热管理,温度对实际运行电耗影响最大,低温工况下电耗较常温工况最高高出5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在冬天续驶里程都有较大幅度下降。

    欧阳明高介绍,充电智能化将会引发能源革命,我们认为,面向未来的是新能源智能化电动汽车,我在这里加了两个词,电动汽车前面有“智能化”,还有“新能源”,等于什么呢?电动汽车+驾驶智能化+充电智能化,我们现在谈驾驶智能化比较多、比较热,我看已经快成红海了,但是充电智能化还是蓝海一片,我认为比驾驶智能化可能难度要更低一些,推广起来反而更容易一些,我们需要开辟另外一个能源智能化的大空间,而且中国的电动汽车有先发优势,互联网有技术优势,光伏技术有产业优势,如果三个优势进行整合,我相信我们的换道超车一定能实现。

    (网易汽车1月21日)

    【专家介绍】欧阳明高,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曾任“十一五”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和“十二五”科技部《电动汽车》重点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动力系统研究。在发动机电控、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管理、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SCI收录140余篇),他引5000余次。以第一完成人获2007年和2010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6年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发明一等奖,以及“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创新奖、国际IPHE技术成就奖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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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华

    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进华1月20日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他本人在燃料电池方面是积极推动者。近些年做了这几件事,去年开始筹备发起成立国家氢能燃料电池协会。在科技部和工信部委托下,去年用一年时间组织开展支持氢能燃料电池汽车的系统政策研究,现在有初步结果。学会主持的政策研究,中国制造2025、新能源汽车领域也是重点突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地位。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中明确提出,把燃料电池汽车作为单独的专项制定路线图,开展一些推动工作。

    氢能是多能源传输和融合交互的纽带,是未来清洁低碳能源系统的核心之一。氢能燃料电池技术正成为全球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方向和各国未来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日都有明确的战略,持续时间很长,近期进一步强化。2015年开始,以丰田、本田、现代为代表,它们向市场推出非常成熟的燃料电池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在主要性能,包括寿命、功率密度、价格等方面都与传统汽车具备较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政策扶持下。基本证明燃料电池进入商业化初期或窗口期。

    加氢站建设近期提速很快,目前全球在运营及在建的有300座,但规划规模很大。国外在氢能方面形成很多有影响力的联盟,加州伙伴计划,之后是企业和政府间的、企业之间的。去年开始国际氢能联盟有十几个汽车整车、能源巨头、基础设施巨头,形成氢能联盟,对推动全球在氢能交通领域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在“电电混合”动力技术路线具备一定特色,作为起步期推动燃料电池商业化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技部和UNDP中国燃料电池联合示范项目进行到第三期,三期项目对推动燃料电池在中国的科技普及、公众认识,包括产业链技术推动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期有五个城市开放,现在有更多城市在申请加入。预计项目实施完成会有超过10个城市进入示范项目,进一步推动中国燃料电池技术普及。

    氢能燃料电池在中国经常有疑问,现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重点是插电式和纯电动,那么有必要做氢能燃料电池吗?张进华认为,氢能燃料电池由于它的特殊优势,续时里程、加氢速度、成本优势,决定它在重载、长距离、大型的车辆中一定会有重要应用。2020年后,特别是财税政策调整后,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网易汽车1月21日)

    【专家介绍】张进华,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曾兼任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副组长;现兼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副组长。长期从事汽车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主持完成”中国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和政策研究”、”中国汽车工业中长期发展趋势和对策研究”、“中国节能及新能源汽车技术政策研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研究“等政策研究项目。主持完成多项国家863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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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勇

    2050年氢能时代将会到来

    化石燃料时代向绿色能源时代的转变是必然的,主要是两个转变:一个是化石能源消耗向绿色能源再生转变,另一个是从高碳燃料向低碳燃料转变,所以本质上是燃料的加氢减碳过程。全世界的电源40%是煤炭,而中国不一样,中国70%是煤炭,核电占2%,太阳能占4.7%,风电占9.3%,水电占20.2%,2016年用电量达16.5亿千瓦,所以可再生能源的努力方面,中国政府成了全世界的动力站。

    2020年到2050年,我国的风电和光电的装机容量非常高,达到2-4亿千瓦,但是上网率再怎么提高也有20%,需要储能。如果要把这些消化掉,需要建将近400座储水水库,破坏生态、成本巨大。如果我们用电和氢来做储能的载体,这将是投资成本低、环境适应强的一种方式,推动了燃料电池汽车、分布式发电、热电联供和无人机等领域,所有装备都使用氢能,氢动力将成为一个主动力。

    我们的条件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光伏风电规模大,所以我们的储能上不了网的部分就可以用于制氢。而且我国风光资源与天然气的管网匹配性好、容量大,所以很厉害。我国在家电、发电制造的产业规模均居世界首位,这为发展燃料电池分布式供电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产业基础。煤制氢的水平和国外完全相当,而且制氢规模居世界首位。2012年我们的制氢量达到1600万吨,相当于80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的消耗量,系统储氢能力也会上来。

    制氢、储氢、运氢、加氢是一套新的配套系统工程。改变传统的工程、配套设施跟进这种发展模式不行,必须至少是同步,最好是先布局供氢体系。现在整个上海一个大区域布局了燃料电池的发展规划,特别是最近山东在打造170平方公里的中国氢谷,包括研发中心已经开始。山东有特殊情况,要考虑副产气体的回收、电解铝、交流煤气等大量放空气体,交流煤气相当于富余了87万吨氢,所有的公交车都可以用上,每年合成提纯回收氢气,资源优势是非常好的。风电、光伏电池和可再生能源也非常厉害,完全可以拿来制氢,就是在弃风弃光的条件下。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氧时代,十九世纪就提出氧气转入,但是十九世纪的氧气就像现在的氢气一样成本高,大家都认为有危险性,但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我们把所有的氧气技术都攻破了,氧气非常廉价,现在氧气放在床边我们也不会担心。

    2050年我们将会迎接氢能时代的到来,形成10万亿元的产业规模,这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煤的最佳应用方式就是变成氢,当然也可以煤制油,但是煤制氢将会作为新能源的一个重头戏。我们已经开始迎接制造业强国之梦,在绿色制造当中把整个能源结构进行改造。

    (中国汽车报 1月22日)

    【专家介绍】干勇,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冶金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博士生导师。1994年至今任连铸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4月至今任钢铁研究总院院长。现兼任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等职。200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主席团成员,200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2010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及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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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宏

    大数据应用需求将驱动信息技术体系重构

    1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专题讲座上,发表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主题演讲。

    梅宏预言,大数据应用需求将驱动信息技术体系重构,大约在2040年以后,面向能力和成本的技术创新将重新成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主线,信息技术发展进入新的能力提升期。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其所能带来的产业价值不可估量。“大数据已成为人类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思维、新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引擎,提升国家综合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新利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梅宏说。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重复建设等问题也困扰着该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中国虽拥有占据全球14%的数据量,数据的利用率却不到0.4%,大量数据未发挥其应有作用。“地方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应该从应用角度来切入,让数字经济能真正和当地产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梅宏说。

    另外一方面,我国各地数据中心建设存在过热的问题。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超过1200亿千瓦时,已超过三峡水电站的全年发电量。

    对此,梅宏建议,我国近年数据中心投入应该做好顶层规划和示范引导,积极谋划,审慎推进。政府主导数据中心建设应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力争高效率,不宜按照互联网企业先建设再发展、以低效率换取用户体验的“奢侈发展”模式。

    (重庆两江新区网 1月24日)

    【专家介绍】梅宏,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计算机软件专家,博士、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IEEE Fellow。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在构件化软件中间件、开发方法学和工具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等科技成果奖励。个人荣誉包括:全国优秀博士后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IEEE Computer Society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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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然

    智能制造空间将会快速形成

    王天然院士等在《信息与控制》撰文,详细阐述了在制造系统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人机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指出以“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制造系统、虚实结合的设计与制造手段、人机共融的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智能制造空间将快速形成,重塑需求牵引和技术驱动下的智能制造发展模式和技术体系。

    文章提出,当前,全球正爆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特别是在制造业,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过去的“夕阳产业”重新受到重视。世界各国争相调整战略、顺应时代变革,对先进制造业进行前瞻布局。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产品的可用,还要求个性化、高质量、不断翻新等。在这种需求牵引下,制造业的核心任务已经从传统的扩大规模向如何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如何为用户提供全流程个性化体验、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方向转变。

    相应地,对制造企业来说,面临着缩短交货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改进服务的压力,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在多样化市场需求牵引的同时,以物联网、传感网、工业无线、3D打印、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智能设备与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大量涌现,使得信息驱动下先进的制造技术成为释放未来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自此,制造业进入了基于泛在信息的智能制造时代。

    信息爆炸的压力、技术的快速进步、新产品的快速研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全球性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市场和劳务竞争的全球化等,不仅给制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而且与此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和制造系统也将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新科技和新经济呼唤诞生更先进的新一代制造模式,这也是全球制造业竞争的下一个战略高地。信息技术将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信息技术进入制造业是源于制造业需求,同时也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信息技术并不是简单地被应用,而是衍生出了物联网、务(服务)联网、工业无线、工业互联网、互联制造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技术,并促成了一系列智能化设备研制和应用。泛在信息条件下,制造业在需求牵引和信息技术驱动下将快速形成先进制造领域的信息环境与相应的模式,也就是智能制造空间。

    智能制造空间的研究是对未来制造业信息环境和模式变革和发展的判断与预测。我们有必要对分集统一的制造系统组织、虚实结合的制造过程、人机融合的制造手段所涉及的相关技术开展深入研究,探索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要素、运行机理、协同机制和演化规律,并结合新一代信息信息技术开展智能制造空间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构建智能制造空间基础设施平台、试验验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保障和促进智能制造的发展,为迎接制造业的大变革做好充分准备。

    (先进制造业网 1月23日)

    【专家介绍】王天然,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196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计算机专业。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工作,其中1982-1985年在美国卡纳基-梅隆大学进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现任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主要从事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系统研究。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获 2004年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和2006年辽宁省科技功勋奖。曾荣获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九届、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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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甜春

    集成电路产业需要技术和商业模式双轮驱动的创新

    中科院微电子所的“22-14纳米集成电路器件工艺先导技术”项目获得了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该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叶甜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要走技术+模式双轮驱动创新发展的道路,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叶甜春介绍,早年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都是替代性的,在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后,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始缩小,越到此时,对创新思维的要求越高。“当我们很接近别人时,会发现可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未来是未知的,只有靠创新的研发、创新的思维,才能找到正确路径。纳米集成电路发展到了现阶段,与其说创新才能发展,不如说创新才能生存。”叶甜春称。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从无到有,历经了60多年的艰苦发展历程,究竟应如何实现创新发展,从做“替代者”迈向“创新者”?叶甜春认为,集成电路产业需要技术和商业模式双轮驱动的创新。

    首先,创新都是由应用需求驱动的,根据应用需求,研发出新的产品和技术。未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要做创新,需要面对自身需求,当前在全球整体集成电路领域,中国的需求已经开始引领全球。

    “从前,无论是电子信息产品还是家电,都是国外研发生产,再到中国来销售;现在不一样了,现代高科技产品,无论是通讯的、计算机的、汽车的还是消费类产品,中国消费者都开始参与产品的定义,这是中国市场的优势。”他称。根据需求,在定义产品的过程中,研发新技术,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集成电路产业一种技术创新发展的模式,叶甜春说。

    其次,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还要依靠商业模式的创新。他认为,“既然是根据市场需求创新,就必须考虑商业模式,只有商业模式创新加上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才能走得更长远、更稳健,才能真正实现从追赶、到超越、到引领。”

    (新华网  1月24日)

    【专家介绍】叶甜春,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院院长。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制造、新型器件及微细加工、物联网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作为负责人完成国家“七五”至“十五”攻关、攀登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科技重大专项、自然基金等二十余项科研项目的研究任务。2008年,国务院授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02)专项技术总师,1998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发表SCI论文49篇,申请发明专利206项(已授权108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1项、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北京市科技奖一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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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

    金融科技的发展 一定要落在支持实体经济升级

    2017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以“新趋势、新挑战、新动力:全球金融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全面展望金融监管、金融稳定、金融创新、金融发展等问题,共同求解全球金融业改革新动能。

    贾康在论坛上发表观点称,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在是各个方面关注的热点,但是它最后的归宿一定是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间,金融科技发展是典型的我们现在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的供给侧改革的组成部分。

    贾康称,金融可以理解为一个现代经济的核心,把它比喻为一个生命机体的心血管系统,这个心血管系统显然非常重要,但是它无论如何多么重要,一定是要赋予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落到实际生活中间就是地方政府层面的、企业层面从事的称为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这个概念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基本精神里边已经强调到位,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

    在实际生活中间,实体经济它是指除了金融、有价证券、衍生工具产品之外,所有非虚拟经济的领域里边又有区分。今天大家看重的实体经济,特别是那种在支持升级换代这方面有贡献的,比如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的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前线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等,新能源技术这个领域,在这些创新中间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互联网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在发展中间能够调动潜力和活力,更多地依靠所谓全要素生产力这里边的科技特殊的作用,制度创新带来的打开科技创新空间潜力活力释放的作用。

    (凤凰网 1月26日)

    【专家介绍】贾康,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博士,我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及财经理论、政策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任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北京、上海等多个地方政府特聘专家,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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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晓晖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开展平台评估测试

    加快建设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对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发展工业互联网的重要载体与关键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现工业智能化的神经中枢系统,为制造生产中的数据汇聚、建模分析、应用开发、资源调度和监测管理等提供支撑。

    为此,余晓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工业互联网平台共性技术。一是提升平台异构数据接入能力,突破智能传感、边缘计算、数据协议转换等关键基础技术。二是构建云计算与大数据基础,进行云基础设施、数据库管理、分布式计算等共性技术集成应用。三是强化平台工具与服务支撑,促进工业知识与数据分析方法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支持多种语言的开发环境和微服务架构,提供各类创新开发工具及工业微服务。

    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统筹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平台功能参考架构,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支持行业应用标准制定,形成一批基础共性标准、技术性能标准、行业应用标准及安全保障标准。组织开展标准试验验证工作,促进标准试验验证环境建设、仿真系统及相关测试工具开发与应用。

    开展平台基础共性能力测试。面向设备接入、边缘计算、云计算、API接口等支撑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的基础共性技术,以及对平台数据管理、大数据处理、微服务和应用开发环境等不同类型工具,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展测试验证系统建设工作,搭建具备通用性和扩展性的平台测试验证环境,开发针对多源异构数据集成、边缘数据处理、数据网络传输、云计算拓展等能力或场景的测试用例,促进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创新,加速平台构建。

    加快平台应用服务能力验证。聚焦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及服务能力,支持工业企业搭建工业应用验证场景,对平台软件工具共享、业务系统集成和工业APP等基础服务能力开展验证,并进行基于平台的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等完整解决方案验证和示范,支撑工业互联网快速应用推广。

    (中国电子报 1月29日)

    【专家介绍】余晓晖,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国家“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通信网络仿真系统、网络路由技术、网络流量控制、网络优化、网络规划等研究与开发工作。2000年以来,主要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互联网、信息通信产业、信息化等领域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相关部委有关宽带、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系统性研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参与国家相关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的研究起草,曾获十多项通信科技进步奖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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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彦德

    “美丽中国”须重塑能源体系

    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必须重塑能源体系。在重塑能源体系当中,提高能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关键;大幅提高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核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消费中的比重是根本。

    戴彦德认为,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巨大的能源消费总量及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对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势头短时期内仍难以转变,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将有增无减。

    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国人口将超过14亿,若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GDP总量将超过44万亿美元(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约3.2万美元。按照OECD国家的人均能耗水平,我国能源需求将达116亿吨标准煤,即使按照世界上能源经济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的人均能耗水平,也要85亿吨标准煤。这一需求无疑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在当前可再生能源难以等量替代化石能源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能源消费总量进行控制。努力把能耗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

    这一目标若能实现,且可再生能源比重大幅提高,则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即可从当前的千万吨级下降到百万吨级,同时温室气体排放也将大幅下降,从而可实现天蓝、地绿、山青、水秀的发展目标。

    戴彦德强调:我国在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过程中,一定要结合美丽中国目标的内涵、要求合理科学布局。并不是所有的有阳光的地方都可以建光伏,不是所有风力资源充沛的地方都可以建风电,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综合考量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一定要结合美丽中国目标的内涵、要求合理科学布局大力发展我国的可再生能源。

    (中国生态资本网2月2日)

    戴彦德,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兼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效与投资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等职。戴彦德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环境、能源发展战略以及节能方面的规划和研究。是国内著名的能源专家和学者,有多项成果获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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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宏

    建立大数据思维方法

    当前对大数据基本共识是:大数据泛指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信息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获取、管理和处理的巨量数据集合,具有海量性、多样性、时效性及可变性等特征,需要可伸缩的计算体系结构以支持其存储、处理和分析。大数据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了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思维和新手段,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Jim Gray将数据密集型科研称为继实验观测、理论推导和计算模拟之后,人类探索未知、求解问题的“第四范式”,即数据驱动。基于数据,我们可以去触摸、理解和逼近现实复杂系统。

    大数据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大数据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政府可以透过大数据揭示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传统技术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并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预判,从而在复杂情况下做出合理、优化的决策;大数据是促进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引擎,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大幅度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促进经济转型、催生新业态,同时,对大数据的采集、管理、交易、分析等业务也正在成长为巨大的新兴市场;大数据是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新手段,通过打通各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数据,促进数据流转共享,将有效促进行政审批事务的简化,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更好地服务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同时,通过前期的科研投入,在大数据相关技术领域系统性部署了研发任务,成果斐然,已具备加快技术创新的良好基础。“十三五”期间,在国家重点科技研发计划中实施了“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部分领域已取得较大进展。国家发改委组织建设11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加强大数据领域相关技术创新的基地建设。各地也积极推出了一批大数据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发改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联合批复贵州、上海、京津冀、珠三角等8个综合试验区,正在加快建设。

    然而,较之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大数据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落后,这是导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长期处于“空心化”和“低端化”的根本原因,大数据时代如何避免此问题在新一轮发展中再次出现,是一个重大挑战。二是数据治理体系远未形成,原始数据资源丰富,然而数据壁垒广泛存在、法律法规发展滞后,制约了数据资源中所蕴含价值的挖掘与转化。三是应用发展不均衡,互联网应用市场化程度高、发展较好,但行业应用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特别是和实体经济融合不够,生态系统亟待形成和发展。

    (国统咨询网 2月6日)

    梅宏,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计算机软件专家,博士、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IEEE Fellow。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在构件化软件中间件、开发方法学和工具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等科技成果奖励。个人荣誉包括:全国优秀博士后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IEEE Computer Society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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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亦宁

    环保装备制造业是支撑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保装备制造业是节能环保技术的重要载体,更是节能环保产业的核心内容,支撑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国家政策和行业努力的共同作用下,2017年环保装备制造业行业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从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获悉,根据纳入统计口径的1681家规模以上环保装备企业统计,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达3680亿元,同比增长在9.6%左右,据此推算,2017年全行业年产值将达到6800亿元。

     “环保装备制造业是支撑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亦宁表示,环保装备制造行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正在从高速增长向持续稳定增长的新阶段过渡。

    在一系列政策支撑和节能环保市场需求的催化下,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迎来快速增长。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1-11月,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产量为64万台套,同比增长5.2%。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为33.7万台套,同比增长5.9%;水质污染防治设备为25万台套,同比增长0.7%;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为5.3万台套,同比增长33.2%;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产量为179万台,同比增长3%。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王亦宁表示,要落实和完善支持企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鼓励大企业牵头承担重要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任务,大力发展面向市场的各类新型研发环保装备产品。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月23日)

    王亦宁,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长期从事环保装备方面的相关政策、规划和技术的研究,参与国家多项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制修订及重大环保项目论证工作。现兼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环保装备行业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近期主持或主要参与起草的国家和部门有关文件有《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环保部分)《进一步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我国环境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十二五”环保装备发展规划》;《十三五环保装备指导意见》、《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我国节能产业现状及对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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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军

    中国电影人须肩负起“文化引领”的重任

    2017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讲是个喜忧参半的日子,喜的是整个电影市场突破550亿大关,全年票房达到559亿元,较2016年又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忧的是在这559亿的票房中,有近48%是被进口片拿走,且主要是被好莱坞20几部电影拿走的,对比我国每年年产量近千部的票房总额,市场繁荣的背后总是有让人唏嘘的理由。

    在孙立军看来,当前我们的文化作品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现象,不尊重版权且多囿于模仿的“软骨病”占了很大的比例,缺乏有深度的文化创新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五千年文明,却面对着只有短短几百年历史的美国电影毫无还手之力。在这一点上,同样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在那里,美国的电影票房还不足它票房总额的15%。

    自改革开放初期,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改革是滞后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才真正进入市场化,而在近10年左右的空档期中,出现了很多非市场因素造成的问题,如垄断、盗版等。在这种环境下应该说真正的中国电影市场化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诸多如票补、幽灵场、明星高片酬、虚假宣传以及过度营销等被资本绑架现象。

    对于如何做到文化引领,孙立军表示,“拍出有温度的作品,这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面对着祖国大地,面对着14亿的人民,而不仅仅是北上广一线城市的观众。我们不能拒绝竞争,但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的防火墙、自己的阵地,使我们真正有温度的作品早日多起来。

    在这中间,我们一定要冷静的看到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中国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当中,确实需要有美国式的、好莱坞式的这种大投资的影片去丰富业余生活,但是在那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欠发达地区,也同样需要有温度的电影去服务他们,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他们也有享受优秀文化的权力,因此我们应该从每个人的孩提时代就开始做好规划,有针对性地拍出适合不同成长阶段的电影,让观众自小透过电影认知这个社会和世界。

    “以当前来看,好莱坞可以一年挑出几十部精品电影拿出来占领我们的市场,但我们呢,我们出几部可以,出几十部精品是做不到的,我们缺乏这样的人才。”身为世界第三大电影学院的副校长,孙立军深刻意识到教育对这个产业的影响,他认为艺术院校的学生虽然比普通高校更注重技术和实践,但艺术的内涵是最重要的,如何培养出技术出众、综合素质高超的艺术人才,对未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网 2月28日)

    孙立军,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动漫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动画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一直致力于中国原创动漫、游戏作品的创作与研究、行业人才的培养,创作的《快乐奔跑》、《小兵张嘎》、《巴特拉尔传说》、《兔侠传奇》、《终极大冒险》等多部动画电影曾获得了包括华表奖、金鸡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等在内的多个国内外重要奖项。曾申请“863计划”、“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等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发表过多篇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核心论文。出版《动画艺术辞典》、《中国动画史》、《动画艺术概论》等数部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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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京

    高科技让健康监护不再依赖专业人员 

    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奥生物集团总裁程京做客新华网2018全国两会特别访谈,与网友在线交流。作为生物芯片领域的探路者,程京表示,对于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人来讲,始终在想怎么能够让健康监护尽量少的依赖于专业人员,这就离不开智能化的仪器。

    程京介绍,简单来讲,生物芯片是一个微型的器件,生物样品可以进入这个器件。比如,采指尖一点血,这个上面有一个导入口,一吸就进去了。所有反应在机器中自动进行,结果自动给出。这样一个微型器件,它是用芯片加工的工艺做出来的。但是它分析的对象是有生命的物体,不仅是面向人,也可以做动物,也可以做植物,也可以做微生物,对各种各样的指标进行分析,有可能是小分子,也有可能是基因,也有可能是蛋白,也有可能是细胞,我们统称生物样品。能够对生物样品进行分析的微型器件,我们就把它叫做生物芯片。

    程京介绍,中国人口庞大,靠大量的医务人员去社区做家对家、人对人的健康管控非常难,至少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对于我们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人来讲,我们始终在想怎么能够让健康监护尽量少地依赖于专业人员。

    最近我们开发出了一系列产品都是非常注重智能化,就像生物芯片的操作。再比如微流控芯片生化分析系统,这个仪器的操作非常简单,它不需要你有专业的训练,不需要你是科班出身学医的,它相当于家用电器。当它减少了对医务人员的依赖之后,医务人员要做的事就是当这些数据自动推送到电脑上时,看看这些数据,哪些正常,哪些不正常,一个指令再反馈回去。医生不在现场,也可以进行远程医疗。因为对专业医务人员的要求降低了,它可以迅速进行量大面广的普及。这些东西在家里、在社区到处都有,甚至在超市,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对健康进行监护,真正做到想病不易。

    (新华网 3月3日)

    程京,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医学院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2年在英国史查克莱大学纯粹及应用化学系获司法生物学博士学位。从事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关生物技术研究,在生物芯片的研究中有重要建树和创新。站在国际生物芯片研究前沿并结合国情,主持建立了国内急需的疾病预防、诊断和预后分子分型芯片技术体系,领导研制了基因、蛋白和细胞分析所需的多种生物芯片,其中部分芯片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进入临床应用,实现了生物芯片所需全线配套仪器的国产化。在Nature Biotechnology 等杂志上发表SCI论文138篇,出版中英文专著8部,获国内外发明专利共237项。曾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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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

    对互联网金融应形成广义的理解

    3月1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由《华夏时报》主办的“两会看互联网金融”研讨会上提出,对互联网金融应该形成一个广义的理解,即把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领域都应放在一起。

    贾康表示,对于互联网金融等创新领域,政府要注意引导的重点,而重点形成过程政府方面应该保持理性认识,需要结合市场,一起把没有形成共识的东西形成充分的互动。总之,引导之时,政府要注意形成法制化的环境;要尽量引导公平竞争;要给予更多的包容。

    贾康介绍,“金融领域一定是要发牌照,相当于正面清单。”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实施备案制有利于规范发展,有利于防范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不过,他亦进一步表示,获得备案之后,有了更好的框架和大体的原则边界,但并不意味着业务的创新边界就很清晰,这时就需要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也要注意与政府积极的互动,使得政府给出必要的弹性空间。

    (华夏时报 3月3日)

    贾康,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博士,我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及财经理论、政策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任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北京、上海等多个地方政府特聘专家,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孙冶方经济学奖 、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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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强

    互联网金融监管宜疏不宜堵

    金融发展的历史,就是各个时代高科技与金融高度融合的历史。每个时代的高科技都必然要融入金融,推动金融创新。

    2018年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格。监管起到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作用,但不能一刀切。

    由于央行的及时监管,所以到现在互联网金融的支付业务行业没有发生重大的金融风险。相比第三方支付而言,P2P正是由于疏于监管,才导致巨大的互联网金融风险。既然做金融业务,就应该及时监管。

    互联网金融是统称,内部包含多种类业务,如第三方支付和P2P为其中两大类,监管部门还需考虑不同业务特点、状况等,施行精细化监管。

    另外,监管宜疏不宜堵。现在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绝大多数都是“堵”的措施,例如限制额度等。“堵”的办法很有必要,不能任其野蛮生长,但“堵”的措施要适度,太过严格可能会导致新的风险。

    因此,最有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方法不在“堵”而在于“疏”。

    (华夏时报 3月3日)

    贺强,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满族,1982 年 7 月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经济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信息局信息员,前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银行协会理事,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分会理事,国家政府津贴享受者,北京市先进教师,北京市劳模。主持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十余项,撰写与主编专著教材30多部,发表经济与金融论文500多篇。递交多个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全国政协委员提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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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明高

    未来要用新能源车取代传统车

    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欧阳明高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近年发展突飞猛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几次被提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用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汽车。

    欧阳明高指出,新能源汽车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被提及三次。第一处是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第二处是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第三处是加大新能源汽车对外开放。

    “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就是发展新能源汽车。”欧阳明高说,这些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正在由大到强转变。特别是这五年,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要说具体增长了多少倍,可以说100倍以上。比如保有量从1万增长到180万,年销量从不到1000辆发展到去年的80万辆,今年可能会突破100万辆。而且在世界上无论是销量还是保有量,都占到一半以上。这里最核心的电池技术,我国也是值得称道。全球10家最大的电池公司,中国占了5家。全球电池行业的人才也在向中国聚集,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欧阳明高表示,报告中还提到了能源转型和污染控制。比如煤炭消费比重下降8.1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6.3个百分点。“这几年我们的光伏年增长都在百分之百以上,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还是利用,都在世界上占有优势地位,这也是中国优势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尤其是光伏产业可以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结合,构成一个更大的产业。”

    “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所用的电可能还有煤电,未来光伏发电就会占有更多比重,甚至全部使用光伏发电。”欧阳明高说,光伏需要新能源汽车来储能,而新能源汽车也需要完全的可再生能源。下一步两者的结合将形成新的增长点。未来就要用新能源汽车来取代传统汽车,这是一件令人期待和鼓舞的事情。

    欧阳明高表示,创新型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现在投入已经不少了,各方面设施建设也很齐全了,关键还是科研创新体制要转变。报告中提到了非常好的一条,要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这让我们科研人员感到非常鼓舞,可以放开手脚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希望能够落到实处。”

    (北京晨报 3月6日)

    欧阳明高,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曾任“十一五”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和“十二五”科技部《电动汽车》重点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动力系统研究。在发动机电控、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管理、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SCI收录140余篇),他引5000余次。以第一完成人获2007年和2010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6年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发明一等奖,以及“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创新奖、国际IPHE技术成就奖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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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林

    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2018全国两会特别访谈“新跨越两会专家讲”邀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解读报告。他指出,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发展壮大新动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继续破除无效供给,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二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

    三是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

    四是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五是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看,要把高质量发展变为现实,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建设,需要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重点是要大力推进国资国企、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和政策体系。

    (新华网 3月6日)

    王昌林,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战略与政策、宏观经济等领域研究。先后主持“十一五”高技术产业规划研究、“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研究、“十一五”生物产业规划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参与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主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与政策、重大技术经济政策研究、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等重大课题研究,参与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主持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思路与主要任务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等重大课题研究,参与2015年和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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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京

    让生物芯片等先进医学技术得到及早应用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程京建议,在健康中国建设方面,要抓住“一小一老两头”:做好基因芯片筛查,把新生儿缺陷降到最低,将基因芯片筛查纳入正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癌症、心脑血管、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筛查,使老年慢性疾病少发生、晚发生甚至不发生。

    关于“小”的考虑,程京说,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新生儿数量不断攀升,每年接近2000万新生儿中就有100万左右新生儿存在听力、严重智力障碍等缺陷,使众多家庭因病致贫或返贫。对于这种情况,程京表示,应该深究患病原因,让生物芯片等先进医学技术得到及早应用,为精准脱贫发力。

    程京介绍,目前的芯片技术已经完全能够对这些先天疾病进行筛查,经过近6年的筛查,全国十多个省市近300万新生儿用我们研制的基因芯片作了遗传性耳聋筛查,成功避免了近8万新生儿及其母系家庭成员因为误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致残;最近3年,我们对超过100万产妇通过抽血这种无创基因检测,成功避免了8000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降生。

    但程京坦言,基因芯片筛查推进过程中需要克服重重阻力,为此,他建议,政府早日出台对于出生缺陷作遗传筛查的医保支付相关政策,把芯片筛查纳入正规医疗保障体系,由政府出面集中采购,降低价格,为妇幼健康服务提供持续稳定的保障。

    关于“老”的考虑,程京提到,要从心理和物质技术方面做好准备。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科技投入要面向民生领域,加强癌症、心脑血管、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治攻关,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早治疗,使老年慢性疾病少发生、晚发生甚至不发生。

    (北京晚报 3月7日)

    程京,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医学院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2年在英国史查克莱大学纯粹及应用化学系获司法生物学博士学位。从事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关生物技术研究,在生物芯片的研究中有重要建树和创新。站在国际生物芯片研究前沿并结合国情,主持建立了国内急需的疾病预防、诊断和预后分子分型芯片技术体系,领导研制了基因、蛋白和细胞分析所需的多种生物芯片,其中部分芯片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进入临床应用,实现了生物芯片所需全线配套仪器的国产化。在Nature Biotechnology 等杂志上发表SCI论文138篇,出版中英文专著8部,获国内外发明专利共237项。曾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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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学明

    粤港澳三地呈现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特征

    顾学明介绍,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5万亿美元(汇总各地统计局数据并按照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计算得出),经济实力雄厚,产业体系完备,区位优势明显,交通设施网路基本形成,区域合作全面深化,生态、生活和生产环境相对优越。从经济规模和要素聚集程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发展前景广阔。

    总体来看,粤港澳三地在产业结构上有明显的优势互补性和协同性特征,呈现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特征。要依托9市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利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契机,充分发挥香港在航运、金融、教育和创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全球中介”作用,发挥澳门辐射葡语国家市场的优势,深化三地在经贸制度、法律、技术标准、跨境金融、互联网经济等方面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广州等地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将澳门建设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顾学明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兴湾区,可以在借鉴以纽约、旧金山、东京为典型代表的世界超级大湾区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实现创新发展。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合作模式创新,三是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四是产城融合发展创新。

    (经济日报 3月7日)

    顾学明,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起草组专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顶层设计专家组成员,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福建省人民政府特聘“一带一路”建设高级顾问。主持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贵州省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百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双多边经贸关系、跨境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品牌战略、流通产业等领域,多次获得全国商务研究领域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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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强

    应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贺强在今年两会提交了关于保持移动支付产业全球领先地位的提案。贺强表示,“应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

    我国移动支付规模从市场规模来看已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近150万亿元,全球知名调研公司益普索(Ipsos)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遥遥领先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由于带动实体产业快速发展,移动支付产业的价值和作用已受到关注。以支付宝、银联为代表的国内机构积极“造船出海”,已成功向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输出技术、标准及经验,带动了当地普惠金融发展和数字经济转型。

    但当前移动支付发展仍面临一些困扰。贺强认为,过去几年,市面上出现不少打着创新幌子的“伪P2P” “伪区块链”企业,并引发风险案件,而这引发监管持续强化,一定程度影响了移动支付的创新环境。此外,国际支付标准长期由VISA和MATER等西方银行卡组织把持,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一“西方标准”, 中、西两种标准的技术兼容难度较高,一旦西方标准成为主流,在移动支付标准制定上中国也面临失去话语权的风险。

    鉴于此,贺强特别在提案中就保持移动支付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提出建议:

    首先,应该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继续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

    其次,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中国移动支付具备领先优势,周边国家也迫切需要移动支付建设,政府应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造福沿线居民。

    此外,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

    对于区域内的互联互通问题,贺强委员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移动支付互联互通试点,既有助于区域贸易和金融效率提升,也有助于港澳与内地经济深度融合,对地区繁荣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经营报 3月7日)

    贺强,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满族,1982 年 7 月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经济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信息局信息员,前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银行协会理事,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分会理事,国家政府津贴享受者,北京市先进教师,北京市劳模。主持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十余项,撰写与主编专著教材30多部,发表经济与金融论文500多篇。递交多个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全国政协委员提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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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璐琦

    部署建设中医药基础研究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黄璐琦提交提案,建议依托中医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中医药、针灸、中西结合等基础研究领域部署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璐琦表示,经调查,截至2015年底,正在运行的生物和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有75个,而中医药行业的只有7家。

    他解释说,这仅有的7家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都在企业,着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而没有开展基础研究。能提升中医药学科原始创新能力的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缺乏,这不利于中医药传承,不利于中医药原创优势的发挥。

    黄璐琦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医药的热议,也对中医药在生命科学领域有新突破寄予了更多关注和更大期待。但当前中医药科技创新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科研基地和科技基础建设相对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是较为突出问题之一。

    他说,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10年来,5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奖、30%以上的国家技术发明奖,20%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均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璐琦建议,依托中医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中医药、针灸、中西结合等基础研究领域部署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对现有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进行评估考核,通过考核、运行良好的培育基地纳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范围。

    (澎湃新闻 3月8日)

    黄璐琦,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中药资源中心主任,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科技部重点领域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负责人,部局共建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负责人,曾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组织实施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提出和发展了“分子生药学”和道地药材形成的理论,建立了珍稀濒危常用中药资源五种保护模式。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第一完成人3项,第二完成人1项)。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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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明高

    我国电动汽车研发先发效应显现

    欧阳明高介绍:未来的汽车,并不是“电动车+互联网+智能化”,而是这三者融为一体,它将是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新一轮汽车智能化革命将使电动汽车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功能更加强大的移动智能平台。

    电动汽车将成为把绿色能源与智能电网、绿色出行、共享出行、新一代移动通信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有望较大程度上解决城市交通、环境等存在的痛点和难点问题,重塑未来生活。

    欧阳明高表示,目前,我国电动汽车自主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总体处于全球先进行列,先发效应开始显现,引领了这次全球汽车革命。有关方面预计2030年我国电动汽车产销将超过1500万辆,保有量将达8000万辆,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占有率10%。

    这个预计要变成现实,涉及能源结构的调整,智能电网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新一代移动通信的支持,产业链的调整改造,等等。每一方面都是周期较长、牵动全社会的巨大系统工程,也是拉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巨大动力。

    为此,政府需要未雨绸缪,统筹规划,给市场和社会应有的预期,并进行系统的部署、有序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一个经科学论证的顶层设计是推进汽车革命走向成功的牛鼻子。”欧阳明高指出。

    欧阳明高认为,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财政补贴顺应了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但需要把握好的是,在补贴退坡后,如何防止产业出现大幅波动。因此,需统筹安排好2025年之前的非补贴性支持政策。

    具体而言,已发布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是一项很好的有力度的政策,应尽快制定并发布相关管理办法,给市场一个稳定预期。限购的城市可考虑将购车指标大部分直至全部配给电动车;在限行的城市,电动汽车不限行。

    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充电过程的便利化、普及化、节约化。欧阳明高建议,效仿共享单车模式,探索扫码付费的智能插座式小功率慢充推广普及。认真执行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严格控制传统燃油汽车新增产能。

    (科技日报 3月9日)

    欧阳明高,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曾任“十一五”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和“十二五”科技部《电动汽车》重点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动力系统研究。在发动机电控、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管理、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SCI收录140余篇),他引5000余次。以第一完成人获2007年和2010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6年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发明一等奖,以及“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创新奖、国际IPHE技术成就奖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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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志华

    锻造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

    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只有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颠覆性技术集中涌现的机遇,才能实现后来居上。于我国而言,科技正处于将强未强、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大手笔构建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是问鼎世界科学中心的必由之路,是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攀升的“杀手锏”,是未来30年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力杠杆。

    当前,我国引领性、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初具“加速度”,进入“三跑并存”、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新阶段。2017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达1.76万亿,研发强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升至2.15%,超过欧盟15国2.1%的水平。但对标世界科技强国,原始创新能力差距偏大仍是突出短板。近十年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支出4%-5%,远低于发达国家;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优质科学论文差距仍大;人工智能等战略级颠覆性技术策源地仍在美国。

    实现原始创新能力从外围到中心的历史性跨跃,着眼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伟大目标,要以冲击世界科学中心的勇气和担当,布局大规模基础研究,构建颠覆性技术茁壮生长的制度环境和肥沃土壤,十分紧迫,也可以说正当其时。

    (人民政协报 3月14日)

    钟志华,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车辆工程专家,现任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院士长期从事汽车设计与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主要研究方向为汽车碰撞安全技术、车身冲压成型技术、汽车模块化轻量化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发明家协会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湖南省最高科技成就奖、通用汽车中国科技成就一等奖、第二届“发明创业奖”特等奖等荣誉和奖励。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发布日期:2018-07-17
  • 材料领域内全国级别最高的实验室都在这里了!

    国家实验室是以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开展基础研究、竞争前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和具有我国特色和优势的领域,依托国家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建设若干队伍强、水平高、学科综合交叉的国家实验室 。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5个首批国家实验室至2000年底,全部通过验收。

    2000年-2003年,科学技术部陆续批准了5个国家实验室的试点。随后,又于2006年启动10个第二批国家实验室试点建设。

    截止到2016年底,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正式获批成立外 ,其余14个试点的国家实验室仍处于筹建状态 。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组织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具备先进科研装备的重要科技创新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已成为孕育重大原始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国家战略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重要力量。

    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由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三部分组成。

    根据《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2025年实验室经优化调整和新建,数量稳中有增,总量保持在700个左右。其中,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300个左右,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270个左右,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70个左右。


    材料相关的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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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

     

       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作为我国第一个研究类国家实验室试点单位,是以原“快速凝固非平衡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疲劳与断裂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固体原子像开放实验室”为基础组建,2001年6月28日正式挂牌运行,并于2004年5月12日通过了由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实验室建设验收。实验室主管部门为中国科学院,主任卢柯院士,理事长叶恒强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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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柯院士


       实验室依托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资助,主要从事材料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研究领域涵盖材料制备与加工、材料结构分析与表征、材料设计与计算模拟、材料性能评价与使役行为等,同时开展材料发展战略和基础数据研究等。现设有非平衡金属材料、材料疲劳与断裂、固体原子像、高性能陶瓷材料、先进炭材料、磁性材料与磁学、环境功能材料、工程合金、材料加工模拟、催化材料和功能薄膜与界面11个研究部,1个公共技术服务部以及材料发展战略研究、材料基础数据和材料失效分析3个中心。

       实验室在材料科学前沿研究方面,瞄准国际材料科学前沿重大科学难题,开展持续、系统研究。在纳米孪晶、梯度纳米材料、小角晶界纳米层片结构、金属材料表面纳米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科研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持续引领该学科方向发展。特别是基于一系列原始创新并面向装备制造业需求,自主研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属材料表面纳米化技术。该技术通过对材料表层组织进行纳米化处理和优化,可以实现关键钢铁材料及器件性能和使役寿命的显著提高,经济及社会效益显著。目前该技术已在上海宝钢、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产业化及示范应用,仅在宝钢即实现500万元/年的经济效益。此外,实验室还在铁电材料畴壁结构、材料疲劳与断裂机制、碳材料控制与制备、磁性纳米胶囊制备与磁性等方向上取得了系列代表国家最高水平、有显著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确定了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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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是科技部2003年11月批准筹建的五个国家实验室之一,主要依托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验室“建设计划任务书”于2004年11月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海内外专家的论证。实验室学科领域涉及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和信息,实现了五大一级学科之间大跨度的整合。

        实验室现设有7个研究部和1个公共技术部,具体是原子分子科学研究部、纳米材料与化学研究部、低维物理与化学研究部、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部、Bio-X交叉科学研究部、理论与计算科学研究部、国际功能材料量子设计中心、USTC-KTH联合中心、集成影像中心及应用科学研究中心。凝聚了一支以具备多学科背景的杰出人才为学科带头人、以优秀青年人才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和一支高水平的技术支撑队伍。160余位研究人员中,包括11位院士,6位中组部千人计划,14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6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6位百人计划入选者,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和6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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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是科技部2003年11月批准筹建的五个国家实验室之一,依托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和中科院化学所。在稀土材料化学与应用、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中科院化学所分室)、分子反应动力学(中科院化学所分室)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9个部门重点实验室和2个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基础上整合组建。

       实验室研究方向涵盖了化学科学或分子科学的大部分领域,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物质结构与转化研究;(2)材料化学研究;(3)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4)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研究;(5)生命化学研究;(6)能源与环境研究。在建设初期设立九个研究部:(1)物质结构与分子动态学研究部;(2)合成与组装化学研究部;(3)无机与稀土化学研究部;(4)高分子科学与材料研究部;(5)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部;(6)化学生物学研究部;(7)有机固体研究部;(8)分析与环境分子科学研究部;(9)能源与绿色化学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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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原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经连续两次(1995和1999年)国家评估为优秀实验室后,组合了两所高分子化学研究方向和队伍,于2000年经科技部批准组建、2001年正式运行。2004年在科技部、国家基金委对化学科学国家及部门重点实验室进行的评估中,本实验室再次被评为优秀类实验室,并被授予"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集体"称号。

       实验室面向国际科学前沿、结合国家经济需求,开展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相关基础科学与应用基础研究。研究领域涉及高分子的合成与表征,高分子多尺度相态、图案化和微观加工过程,高分子结构、动态及动力学,流变学性能及加工工艺,生物相容性和环境友好高分子系统,高分子凝聚态理论,计算及分子模拟等领域。同时开展高性能高分子材料、智能高分子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等研究。

                                  

    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科学前沿探索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成为孕育我国科技将帅的摇篮。实验室继续坚持“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截至2016年底正在运行的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共254个,材料科学领域21个,占总数的8.3%

    材料领域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单

    实验室名称依托单位省份
    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吉林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南大学湖南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四川
    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上海
    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甘肃
    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广东
    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浙江
    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交通大学陕西
    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山东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上海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北京
    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上海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燕山大学河北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省份数量(个)省份数量(个)
    上海4四川1
    北京3湖南1
    广东3河北1
    陕西2甘肃1
    湖北2吉林1
    浙江1山东1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社会和行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竞争前共性技术研究,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聚集和培养优秀人才,引领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16年底正在运行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共177个,材料科学领域43个,占总数的24.3%

    材料领域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单 

    实验室名称依托单位省份
    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北京
    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广东
    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河南
    废旧塑料资源高效开发及高质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氟氮化工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陕西
    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河南
    钢铁工业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工业产品环境适应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共伴生有色金属资源加压湿法冶金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固废资源化利用与节能建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
    海洋涂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
    海洋装备用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鞍钢集团公司辽宁
    含氟功能膜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
    含氟温室气体替代及控制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
    金属多孔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陕西
    聚烯烃催化技术与高性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化工研究院上海
    宽禁带半导体电力电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江苏
    绿色化工与工业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上海
    绿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膜材料与膜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汽车用钢开发与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生物源纤维制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北京
    特种表面保护材料及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湖北
    特种玻璃国家重点实验室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海南
    特种电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电缆研究所上海
    特种功能防水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特种化学电源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贵州
    特种纤维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稀贵金属综合利用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稀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稀有金属特种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
    先进不锈钢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先进钢铁流程及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钢铁研究总院北京
    先进耐火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
    新型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与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新型钎焊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州机械研究所河南
    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有色金属材料制备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
    轧辊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河北
    长寿命高温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四川
    智能传感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

    省份数量(个)省份数量(个)
    北京9贵州1
    广东4海南1
    上海4河北1
    河南3.5湖北1
    江苏3辽宁1
    湖南2宁夏1
    山东2山西1
    陕西2四川1
    云南2天津1
    安徽1.5浙江1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2013年起,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区域创新能力,加大地方对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地方基础研究水平,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科技部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创新机制、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方式依托地方所属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建设了一批开展具有区域特色应用基础研究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科技资源有效集成,成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16年底正在运行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共21个,材料科学领域4个,占总数的19.05%

    材料领域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名称依托单位省份
    省部共建耐火材料与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科技大学湖北
    省部共建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省部共建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大学上海
    省部共建分离膜与膜过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工程中心”)秉承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宗旨,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和战略需求,不断创新完善管理机制,大力培养集聚工程技术优秀创新人才,大力建设一流科研实验条件,着力提升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着力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和开放共享能力,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发挥了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

    截至2016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工程中心共360个,材料科学领域67个,占总数的18.6%

    材料领域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

    中心名称依托单位省份
    国家合成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国家有色金属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市
    国家纤维增强模塑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市
    国家磁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北京市
    国家非晶微晶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
    国家玻璃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市
    国家有色金属新能源材料与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市
    国家皮革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北京市
    国家树脂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哈尔滨玻璃钢研究所黑龙江省
    国家非金属矿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
    国家玻璃纤维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国家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
    国家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浙江省
    国家工业陶瓷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家超硬材料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河南省
    国家反应注射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
    国家硅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湖北省
    国家仪表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材料研究院重庆市
    国家碳一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省
    国家受力结构工程塑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省
    国家有机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省
    国家炭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昊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省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
    国家钽、铌特种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家工业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天津市
    国家氟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巨化集团公司浙江省
    国家特种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华东光电技术研究所安徽省
    国家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国家铜冶炼及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江西省
    国家聚氨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家芳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家炭/炭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国家新型电子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
    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省材料技术创新基地贵州省
    国家贵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云南省
    国家镍钴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
    国家半导体泵浦激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国科世纪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北京市
    国家羊绒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国家毛纺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国家金属线材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法尔胜泓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
    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杭州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
    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家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家纺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山东省
    国家高压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家非织造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国家绝缘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
    国家电子电路基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
    国家稀散金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
    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北京市
    国家阻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市
    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天津市
    国家染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东华大学上海市
    国家特种超细粉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江苏省
    国家特种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省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昌大学江西省
    国家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山东省
    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大学重庆市
    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四川省
    国家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辽宁省
    国家金属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辽宁省
    国家光栅制造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吉林省
    国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科学院上海市
    国家平板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江苏省
    国家光电子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福建省
    国家钛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省

    省份数量(个)省份数量(个)
    北京11安徽1
    江苏8甘肃1
    山东8贵州1
    四川6海南1
    广东4黑龙江1
    浙江3湖北1
    福建2湖南1
    河南2吉林1
    江西2内蒙古1
    辽宁2宁夏1
    上海2陕西1
    天津2云南1
    重庆2

    发布日期:2018-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