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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 康得新集团董事长钟玉:行走于新材料“无人区”的民族企业家

    原文引言:

    40年,岁月不惑!2018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声音振聋发聩,掀起改革开放升级版的历史变革。

    战鼓鸣而良将起,剑气冲而壮士立。江苏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广大苏商的杰出贡献,走进新时代新征程的江苏大地更需要广大苏商发扬改革开放精神。今天,站在历史的新征程上,展现中国商界最低调务实的群体,倾听苏商大佬的内心,讴歌奋斗者的荣光,这是我们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最想做的事

    苏商全媒体特别策划“改革开放40年40人”系列专题,以不同代际、不同领域的40位代表性苏商,致敬波澜壮阔的40年。

    今天推出的是康得新集团董事长钟玉。


    作为全球预涂材料的领导者和光学材料的领军企业,康得新拥有全球最大、唯一全产业链、全系列的光学膜产业集群,是裸眼3D技术全球领导者、大屏触控技术全球领先者,同时在碳材料、柔性材料、隔热与安全防护材料等领域领先全球。

    历经多年发展,康得新已构建光电材料和预涂材料为核心的新材料、以3D、SR、大屏触控为核心的智能显示、碳纤维三大核心主营业务,聚焦消费、交通、新能源、医疗、新兴行业、智慧城市&智慧生活等六大核心市场,康得新不但创造了资本市场的神话,而且书写了我国民族工业从追赶、超越到引领的传奇。这个传奇的缔造者,正是康得新的掌舵人——董事长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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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人生:当兵,读书,科学家下海

    钟玉1950年出生于山东,身材高大,媒体曾将其描述为:“和共和国同龄的山东大汉”。他1969年入伍,当了四年的陆军特种兵——捕俘格斗,当兵时在二千多公尺的高原上每天进行180华里强行军训练是家常便饭。

    退伍后,钟玉被分配到航空部125厂(曙光电机厂的前身)微电机研究所,是歼七3、歼八2主发电机的主设计师之一,因此荣获过航空部的二等功、三等功,授予银质奖章和铜质奖章。因个人工作成绩突出,34岁破格提拔为研究所所长,钟玉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届工程系研究生,获得电气工程专业学士、系统管理工程硕士学位。

    1988年,38岁的钟玉被提拔为北京曙光机电厂(局级单位)厂领导,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向党委书记递交了辞职书。曙光厂一片哗然,没人能想得通,一个前途似锦的人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读研期间,钟玉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有着几千名员工的国家重点企业,人均产值低,科研成果屈指可数。反复思考之后,钟玉认为问题出在过去国营企业的大锅饭机制、平均主义的旧观念上,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本来可以生机盎然的企业失去了活力。

    一心想“干点事”,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钟玉,决定跳出体制,放弃局级干部的待遇,到市场中去“历练”。1988年,钟玉凑了3万元,拉了4个人,在中关村开发区创办了康得公司。而这一步,成为后续所有辉煌成就的起点。

    2016年江苏省委领导上任伊始曾到康得新张家港光电材料生产基地视察,看到展厅里陈列的多项全球前沿的科技展品,就问:“钟总你是干嘛的,弄出这么多东西来?”当得知他的经历后评价道:“难怪了,那你是科学家。”临走的时候又说:“中国只有科学家下海,才有可能实现对世界百强企业的超越。

    一种情怀:民族工业从奋起直追到超越引领

    康得公司创立之初,曾研发出一款老年人、残疾人的代步电动车,推入市场后,月销量递增,公司“日进斗金”。但随着1989年,中国经济遭遇寒流,康得公司的电动车出现滞销。

    困境之下,钟玉凭借百折不挠的毅力带领员工应对危局,他们将电动车加装清洁设备,变成电动清洁车和电动牵引车,这一创新填补了市场需求。康得的订单源源不断飞来,多家电厂、众多大型公共场所都采用了康得的设备。

    在公司一片欢庆之际,钟玉却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康得的代理生意就会面临挑战,要想在未来活得更好,必须做有“技术含量”的产业。多番考察研究之后,他发现了预涂膜产业。

    预涂膜是一种高分子复合膜,广泛应用于杂志、书籍封面、酒、食品包装盒的印刷,不但平滑光亮,而且具备一定的防水防污、耐磨等作用。90年代末的中国,广泛使用的还是“即涂膜”工艺,不仅印刷品容易起泡和脱膜,苯溶剂还会危害健康带来污染。相比即涂膜,预涂膜不仅工艺先进,而且绿色,环保,由于生产技术高,工艺复杂,当时中国尚没有一条预涂膜生产线,生产技术也主要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

    经过一再努力,1998年康得与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商美国GBC公司签订了合资协定,决定共同开发中国市场。没想到的是,在康得花了3年的时间,在市场上投入了上千万元费用后,GBC却单方面撕毁合同,宣布将预涂膜生产线放在韩国。

    GBC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钟玉,他发誓说:“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建立中国的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钟玉带领研发团队自主研究预涂膜技术,2002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康得新建成了。此后,康得新因为技术及成本优势,发展势如破竹。2010年,康得新成为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企业,在A股成功上市。

    钟玉曾表示,多年来自己始终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去面对事业。这也是预涂膜成功之后,公司向光学膜进军的原因——康得新要成为百年老店,必须开辟新天地。

    光学膜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手机、电脑、电视的液晶显示屏没有光学膜就无法成像;光学膜还广泛应用在隔热、装饰、光伏等众多领域。但这一片薄薄的膜,技术含量却非常之高。光学膜产业的核心技术多年来一直被日、韩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垄断。2010年后,大陆已是全球最大的显示屏消费市场,但所有液晶显示屏背光模组中的光学膜都要靠进口。

    为此,钟玉在全球重金招募科研人员,组建研发中心,购买专利、设备,2011年10月18日,康得新在张家港的4000平米光学膜示范线正式投产。中国第一家具有知识产权的光学膜规模化生产企业诞生了。

    2013年11月19日,康得新又追加投入45亿元,在张家港建设了“两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由此一举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集中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光学膜产业集团,三星、LG、京东方、TCL、创维……几乎全球重要的显示屏生产商,都成了康得新的客户。并且多家客户均与康得新走向对光学膜的同步前沿开发,完成了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蜕变。

    在光学膜领域,钟玉出手堪称又快又准,日本人觉得这么大规模的产业集群需要十年以上时间才能建成;台湾一家光学膜企业,曾认为自己还会有5年舒服日子。他们都没想到,康得新一上来就成了全球最大。

    如果说预涂膜是第一步,光学膜是第二步,那么钟玉的第三步,无疑是碳纤维。早在2014年10月,钟玉曾首次陪同总理访问德国,第一次向两国总理汇报和德国企业合作建设碳纤维产业平台的构想,揭开了康得、康得新打造碳纤维平台的序幕。2017年6月,钟玉再次陪同总理访德时,这一产业平台仅用三年时间便打造完成:

    康得集团旗下中安信建立了年产5100吨原丝、1700吨碳丝的碳纤维生产线,单线产量国内最大。中安信已于2016年7月26日投产,目前T700、T800、T1000等高性能碳纤维均实现稳定量产,良品率达到97.5%,一举打破了国际垄断,实现了中国碳纤维40年的跨越。

    康得新参股的康得复材成立于2014年,建立了工业4.0版智能制造工厂,占地400亩,年产150万件碳纤维复合材料轻量化部件,可为客户提供设计、研发、样件试制、检测、小批量生产、大规模供货的碳纤维整体解决方案。

    于2017年6月6日举行投入运营的康得新欧洲复合材料研发中心,在原慕尼黑工大实验室级基础上建立的工业级研发中心,中心拥有1000平米办公面积,3004平米实验面积,拥有用于碳纤维研究的国际一流的全套研发设备,可进行碳纤维汽车部件的研发、试制和小批生产。世界著名轻量化及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专家、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Klaus Drechsler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康得新还与拥有规模化生产碳纤维部件设计经验的德国雷丁公司合资建立康得新-雷丁欧洲汽车设计中心,以最先进的理念及技术开拓轻量化之路。此外,康得新还得到合作伙伴GFG公司和SGL公司,提供的碳纤维规模化制造技术支持。

    2017年,康得复材“新能源汽车碳纤维车体及部件项目”与康得碳谷”年产6.6万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相继动工建设。这一产品平台在实现高端化、平台化之后,正在走向规模化。

    目前,该平台已为宝马、沃尔沃、北汽、蔚来、长安等76余家汽车厂商进行碳纤维部件设计和样品试制,2017年还获得了北汽、蔚来的两个碳纤维部件订单,其中与蔚来的订单金额高达十余亿元。

    康得、康得新也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中国商飞展开紧密合作,积极参与CR929项目的研制,面向国内外民机及通用航空两大市场,整合全球技术资源,构建全球领先的航空复合材料产业平台,为我国大飞机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

    梦想高远: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说为民族振兴而创办一家好企业,是钟玉下海之初的梦想的话,那么他现在的梦想则更加高远: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钟玉曾公开表示,他去三菱化学访问时感到的震撼心情。他表示:“当看到三菱化学展厅时,他们提出三菱化学是为了人类未来50年的舒适性作为企业的追求。为人类的未来——这是企业有非常远大而且很高的一种追求和境界。我当年下海,追求民族振兴,今天我们康得新的定位,也在追求为人类创造未来的美好生活去干成点事儿,作为企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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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一追求,康得新在原有光学膜产业的雄厚基础上进行产业延伸,布局了智能显示技术裸眼3D,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钟玉曾表示,乔布斯创造了苹果,以可触摸屏的智能手机颠覆了传统手机,为人类带来了“幸福感”的进阶,而康得新的裸眼3D则从显示出发,是对人类“幸福感”的又一提升。

    在钟玉的带领下,康得新以技术创新、经营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颠覆性思维书写一个个传奇。公司与陶氏化学合作研发并生产无镉量子点膜,为人类带去更舒适美好的视觉和更安全健康的环境,造福星球;在柔性材料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条高性能水汽阻隔膜生产线成功投产,彻底解决了国内柔性产业发展的核心材料瓶颈,带动全球柔性产业发展;在碳材料领域,实现了碳纤维从原丝到碳丝,再到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的全产业链,以轻量化、安全低碳化、智能化引领新能源车发展未来……这所有事业的初衷只基于一点: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正文来源 | 康得新集团

    发布日期:2018-07-17
  • 为什么是华为?新华社专访总裁任正非(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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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新华社记者曾走进华为,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几家科技公司,从建立到成长为现在的规模,华为只用了短短三十余载。


    华为走过了怎样的创业、创新之路?成功密码是什么?“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样“一件事”?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当下的深圳乃至中国应该如何创新驱动发展?政府需要筑牢哪些堤坝?


    就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曾走进华为,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通过这篇深度访谈稿窥探一二。


    一、关于华为


    赵东辉:我先把这次采访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是深圳的一次全面起航。现在全球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中国政府希望更大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这次采访,能够为中国经济出谋划策,以华为等优秀公司的经验,在一些领域或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上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所以希望任总能够分享一些华为的优秀经验,相关采访内容会在我们的内参公开。 

    任正非:华为是开放的,你们想在内参、外参公开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实事求是。无论你们提什么问题,我都如实汇报,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真实的话。有时候你们在外面听到的,有些话是真的,有些话是别人编的,他们觉得我这个话讲得不好,就来帮你改了。 

    赵东辉:我们的采访围绕几个主要目的。第一,华为的成功,企业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您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不涉及商业。(任正非:涉及商业也没有问 题,我们的战略全在网上开放的。)这也是华为成功的基因。

    第二,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华为建立了怎样的商业环境?

    第三,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优秀公司,如何代表中国引领世界经济?这也是中国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逐渐走向第一大经济体所期盼的。

    第四,关于深圳特区的未来走向,从您对华为发展的经验来看,对深圳创新发展的建议。第五,华为自身的危机感。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政治大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中国的开放改革,就没有我们的发展。邓小平主导开放改革,深圳优先生态环境改变。深圳87年(18)号文件,有关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也不能创建华为。所以当时18号文件让民营企业起步。后来当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志就说把钱分了算了。这时深圳主导出了22 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以后收益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所以如果没有整个国家政治大环境改变和深圳经济小环境改变,我们可能没有起步发展的机会,没有规模化的机会。而且中国经历了30多年,其实每几年就有改变,只是有些人觉得这些改变不尽人意,还有不满意的,因为他们想让中国走向更加繁荣富强。但是我们在局部已经感受到环境在一点点改变,慢慢跑,我觉得环境可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极其艰难的事情。习主席主导的改革开放,法治化、市场化,更会是百年振兴的纲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的时候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攻,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每年1000多亿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500 亿,市场服务500-600亿),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导世界以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这时不能只顾自己的发展,也要维护西方公司的合理发展,如何和世界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服务信息社会。否则就会变成成吉思汗,迟早有一天要灭亡。 

    我们担心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落后了,他们落后了,独剩我们,我们就被孤立了。所以我们攻进无人区后,要先建立规则,这个规则不要利已,要利他,这样才能和别人合作得更好。我们有商业秘密吗?没有,大战略无密可保。华为的战略提前两三年都在全公司公开了,全体员工都知道,没有什么小秘密,公司上下左右都能理解公司战略。上到网上,别人也全部知道。所以我们没有秘密,战略全公开,唯一与别人不同的是全公司的团结。 

    第三,我们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因为西方早我们一步工业化,工业化有哲学问题,因为西方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所以他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科学,这些东西先一步,产生了工业化。而中国哲学是玄学,心灵的感悟要变成螺丝钉就有点困难。所以西方率先产生“螺丝钉”,率先工业化,工业化就是流程化,那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中国公司相比管理已经很高了,但我们和爱立信这样的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每年多花了40亿美金的管理费用。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不断优化我们的组织和流程,从而提升内部效率。 

    基于这三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面了。在习主席出访英国时,我也给习主席汇报了这个观点,华为的发展关键离不开国家大政策、大环境。因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大好环境,法治化、市场化是中国百年振兴的纲领。美国与欧洲陷在中东20年都拔不出来,给我们和平崛起的机会。 

    把内部问题改革好,中国就能恢复巨大的活力。世界经济大宗商品正在大规模崩溃,就会带来一部分公司及国家破产,然后再下去非常危险,那就希望中国能托一下,中国改革好了,最有希望把经济托起来。 

    人大还有十几天召开,看有没有可能减税,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第二,劳动力能不能自由雇佣,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雇佣,转型很困难。

    唐虹:企业自身的经营和战略,在深圳这个特殊的地方,历史背景分开了,我们其实特别关心华为在当地政商关系,作为企业,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从开放改革初期开始,都是在改革进程中。深圳市政府做得好的一点,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的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给大家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二、关于中国经济

    唐虹:今天华为是成功的,在世界上,中国有没有希望在下一轮经济引领?高新科技企业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我个人的看法,第一,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如果小企业采用大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论,专家讲得云里雾里,你搞不懂。你就是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 

    第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家重点改革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清产核资,以及企业占有了国家多少资源,这些东西是有偿的,国家每年先把这部分的利益拿走。拿走完以后,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比例分配,劳动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华为这些年的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3:1。所有权在国家,但是经营团队可以经营、可以分一部分增值,其实这也是一种改革方式。 

    唐虹:高科技领域,美国的硅谷始终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有希望吗? 

    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不是坐10年的,可能要坐更长时间。现在我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谁会安心下来做学问啊?做学问的人都是一点钱都没有,上街买个白菜还跟人讨价还价一分钱、两分钱,还被人瞧不起,这是什么教授?“酸教授”。

    但这个人可能就是明日之星,像梵高一样,他的理论几十年后,才会为人们认识。但是社会并没有容忍这些歪瓜裂枣的存在。有些教授到哪里去讲堂课,炒股票挣几十万,那些真正在做方程、搞学问的可能连纸都没有。国家科研投资主要是用来买设备,不能发给个人。我们是以激励人为中心的,70% 的研究费用在人头费上。 

    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没有吃的,饿得把山上的树叶都摘光了。钱三强、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这四个人,周总理可怜他们,请他们到中南海吃顿饭,饭里面没有肉,吃完以后他们四个人舔碗,把碗里面的油都舔掉,周总理都看得落泪。那种艰苦条件下,不也把两弹一星搞出来了吗?到底是人重要,还是物资重要?我们搞科研,要反过来讲,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也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来,但是简易的人,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们要改变国有企业的分配体制,这样国有企业还能焕发青春。 

    唐虹:作为我们中国的大型企业、航母级企业、在世界上有地位的企业,是有可能的,但是能成长出千万个华为吗?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你想赚客户的钱,就得对客户好,客户才会把钱给你。如果你做假产品坑蒙拐骗,客户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就不会再买了,市场经济就结束了。所以我讲的概念是什么?你要从客户的口袋里拿钱出来,就要真心诚意对客户好,而且客户还会自动拿钱出来。你们 看,为什么大家都去日本买马桶盖呢?因为日本的产品质量好。现在是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质量,质量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搞好以后,自然而然带来了市场机会。我认为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样的。 

    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我们的经济经常炒多元化经营、跨领域发展,在一个领域做好,你就是神仙了,想在多个领域里搞好,不可能。因此很多小公司做着做着就做垮了。因此,我认为必须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 

    第三,小公司不要恶性膨胀。一个小公司刚有一个发明,其实还没有市场,就估价几十亿美金、几百亿美金。这就阻碍了小企业的合并、重组,单打独斗难成大企业。小企业要不断兼并重组,才能变成大公司的。自己就值几百亿美金,谁还跟你合作呢?你就得单打独斗。世界现在单打独斗还能成功吗?经济泡沫化了,从小积累走向大产业的道路就堵死了。就是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 

    我讲个例子。就是飞机涡轮发动机,邓小平70 年代复出后,去英国买的涡轮发动机技术,邓小平很高兴,说军用发动机技术能不能卖?英国说军用也可以卖。邓小平觉得军用比民用更高级,就买军用。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把英国科学家吓坏了,全部站起来向中国致敬。因为发动机理论是中国人发明的,谁发明的?叫吴仲华。

    邓小平回来就问,查一查吴仲华到哪儿去了?吴仲华在湖北养猪,然后赶快把他调回来在中国科学院热力学研究所做所长。那吴仲华怎么能够原创发明呢?空气进入发动机以后,汽油、煤油要燃烧, 燃烧体积要扩张,一层层地体积扩张,用空气动力学的方法很难算出来,他用一个熵截面的方法,提出了一个三元流动理论,世界造出发动机来了。因此,世界的喷气式大客机最大贡献是中国。但一个基础理论,变成了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 

    每个理论从认识到成功,需要五六十年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像现在这么泡沫化,学术研究这么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苏联破产的时候,我去过俄罗斯,国家困难到那样程度,在一些军工小区里根本看不到困难的景象,照样歌舞升平,照样高生活质量。俄罗斯国家在确保国家战略实力上,那是真心诚意对待科学家的,所以尽管被美国挖走了这么多青年才俊,俄罗斯这只老虎还没有倒下来。

    什么叫科学家?全人类都搞不懂,就你一个人搞懂了,这叫科学家。当然可能还有另一个人也搞懂了,那就两个科学家嘛。我们国家经济总量那么大,你听不懂汇报,就多给这两个人钱不就可以了吗?你听得懂,那他也不叫科学家了。他还给学生讲些歪道理,学生也听不懂,但总有一两个听懂,在世界就冒出来了,将来这一两个学生就很厉害。 

    今天国家这么有钱,大型计算机也有了,为什么不能突破呢?能突破,但是我们做的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每个小公司都认为自己能干,光有理想和热情还不行,还要有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理论有突破。我们在全世界建立了二十几个能力中心,这些能力中心全是科学家。张德江、胡春华、汪洋、俞正声等中央首长都去过我们科学家的办公室。没有他们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 

    赵东辉:也是法国数学家吗? 

    任正非:像比利时研究所的光交换也是领先世界的,公司这些能力中心到处都是。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要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不是一个小改、小革。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赵东辉:您说的理论创新是不是基础研究? 

    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波的方程,一个20多岁的小职员写了引力波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数万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很多前瞻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唐虹:在基础理论的突破,华为聘用的还是国外的科学家多? 

    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科学家,今年会有1400多人。我们跟几百所大学都有合作,我们对科学家的研究给予支持。他们常来跟我们讲他的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经常来给我们讲座。我们公司自己的科学家、高端专家听了各方面的思想后,就把它们综合起来,看这可以带来什么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在理论创新上有突破。还有非常多例子。

    如果我们理论创新上不突破,就不可能有科研发明的源头,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基础理论突破的还是国外多。我们认为大学要更多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任务。国家要相信这些做学问的教授。我们现在是泡沫教授很吃香,而有学问的教授没人瞧得起。我们要恢复到大学教授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别去炒股了。国家那么好的环境,桌子怎么不平呢? 

    唐虹:您讲的这个理论极其重要。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技术理论创新也能前进。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永远都不会松脱,全世界的高铁飞机、高速运转的机械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一个螺丝钉也是有非常多可以研究的。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它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他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我与德国高层交流时说,如果你们国家没有二战后,比较极端的劳动法,全世界吃饭的汤勺都是德国的。你看那些高级的汤勺、高级的酒杯,都是德国小企业生产的。因为二战后他们太困难了,就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劳动法,导致资本和精英往外走,扩散到全世界去了。但是德国现在的精英基础还是没有衰败。 

    唐虹: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要“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我们国家不要带有抢占这个概念,我们国家一抢呢,就泡沫化。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 

    唐虹:那政府能做点儿什么呢?要不要做规划引导啊?  

    任正非:政府就是法治化、市场化,把堤坝管好,让企业在里面跳舞。 

    三、关于小企业如何做大

    赵东辉:您刚才讲我们国家小企业走成大企业这条路存在问题,我的理解是不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梯队,或者是在机制上有问题? 

    任正非:我除了讲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以外,小公司不能稍微一成功就很膨胀自己。上海有一个振华机械厂,当年就是一个小企业;中国集装箱当年不就是蛇口一个破厂房,今天已是世界级大企业了,而且还是国有企业。我始终认为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李斌:您对未来华为的预计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 

    任正非: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公司也会堕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我们会不会变懒呢?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马(兴瑞)书记思想很超前,很高瞻远瞩。那天他跟我讲发展问题的时候,我讲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我就讲一个例子,20多年前,有一个人跟苹果高管沟通,讲了一个故事。20多年后苹果做出了这个产品,然后他起诉苹果,苹果打算赔偿他540万美金。但是后来,美国法庭的判决是罚5.7亿美金。

    我跟马书记讲这个故事时,马书记就敏感说,呵,idea也要保护。所以美国的知识产权比欧洲还要前进一步,欧洲是你申请了才保护, 美国是发明在先,他比你先申请了也要保护你。所以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现在知识产权是软软的,连物权都比不上,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 

    李斌: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看起来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你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我们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个状况。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嘛,即使有黑天鹅,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的。所以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我们内部是很开放的自由的思想氛围。黑天鹅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外面我们思想研究的科学家死死盯住的,有突破,我们也会千军万马扑上去的。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潮流。

     

     

    任正非:是的,签订以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发明其实是很简单的,最简单的发明就是水煮开了可以消毒,一千年前的人可不知道啊。就是巴斯德去研究啤酒变酸的时候发现,高温加工过的啤酒就不酸了。就研究用高温把很多细菌杀死了,从而挽救了三、四千万伤兵,避免败血症。过去纱布洗干净晒干了,没有高温消毒,再裹第二个人,败血病就传染。屠呦呦的发明就是拿酒精去泡青蒿,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这个要人去做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得保护知识产权,屠呦呦就把这个方程式都公开了,所以青蒿素这个药是瑞士用化学合成了。其实原始发明有时候就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了产业。 

    四、关于创新驱动发展

    赵东辉: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所以想问问任总,深圳走上了这条路,全国能走上吗? 

    任正非:我们不好妄加评价社会,我们也不指点江山,我们讲讲我们是怎么走过这个路的。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的威胁,不要以为我们的员工都是优秀的,都不偷啊,我们还有高级干部组织偷窃公司的知识产权,把经费拨过去研究这个项目,研究完了我就带着跑了。

    所以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软件截成一段一段的,嵌到芯片里面去,拿到美国去生产。美国是绝对不会把芯片里面的东西给别人,那我们就把这长长的东西切成一段一段塞进去,有时候塞糊涂了,连自己也记不住了,又要重来。为这个增加了上万人,每年耗资也是多耗数亿美金,就是因为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

    未来20-30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这个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 未来人类社会,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这个时候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在过去的20-30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20-30 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啊,你们看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你看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的出现,这些产业中国是有优势的。

    中国的优势在于,虚拟世界正好用到中国的玄学。我给外国公司做动员,叫他们要把研发机构搬到中国来,为什么?因为西方的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时代要过去了,要进入中国的哲学时代,也就是玄学。所以他们大规模搬进来,搬进来之后就把大学生的招聘工资提高了。我们公司就批判我,是我让他们招不到人了,也逼我们承认人的价值。 

    唐虹:我个人一直有个困惑,在华为成长的过程中,正好是中国房地产爆发的这段时间,您动摇过没有?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有去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唐虹: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没有。那时候开始买股票的时候,我们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当时上海电信总经理张健到我们这儿访问,上我们楼上,我们楼上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他们都很不理解,也很佩服。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唐虹:这是您个人的境界是吧?大多数人会去逐快钱。 

    任正非:我觉得我们公司所有人好像都是这个想法,如果只是我个人不去炒股,下面还有很多人去炒股啊,公司也没有了呀!实际上下面也都没有去。 

    唐虹:这是怎样形成的这样一种文化呢? 

    任正非: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是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是要攻克上甘岭,钱就不是最重要的。那天我在外面碰到一个人,他说世界研究你们华为是最奇怪的现象,你们人力资源系统到处逼着部门涨工资,别的地方都讲人力资源控制成本;然后你们那个财务部门就逼着大家赶快把利润降下来,不要利润太多了,这个简直完全是反过来的。 

    唐虹:这还是有一种机制。 

    赵东辉:稍微延续一下,您刚才讲,包括好多小公司不能沉下心来,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强调好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要发展,这个命题也可以改一改。为了他的生存,我们要投入50万才能解决就业和生活,实际上我们给他1万块钱他就解决生活了,其余49万就不需要投,这49万就是泡沫啊,无效投资泡沫。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 第二种投资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如果没有火,人和动物没有区别的,火是人类的革命,没有这个火就没有人类,因为人类和动物没区别啊,所以有了火才有了人类文明),普罗米修斯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来要沿着创新路去增长经济,这是正确的。 

    国有和民营其实本质没有区别。对于我们民营企业,外部环境没有国有企业好,但是我们内部环境比他们好,我们内部怎么调整我们说了算,但外部环境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出国,全世界都把我们当成共产主义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另外一面,在国内我们也被当成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国有企业外部环境很好,内部环境应该改革了,改革国有分配机制,从国家也可以分到钱,也可以拿到钱,大家高高兴兴的。 

    唐虹:我突然觉得华为的算法在未来技术引领上特别重要。我们国家是不是也缺乏一个大的算法团队?

     

    任正非:算法是科学家个人行为。国家的作用,是把算法纳入知识产权保护。

     

    赵东辉: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是汇集和消化平台,是我们国家的院士吗?

     

    任正非:我们自己叫的,在华为不叫院士,叫FELLOW。因为他们是一个思想研究所,有世界级的影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思想,然后慢慢形成一个凝结以 后,就往下传递。2012实验室就作验证,我们要把这个思想验证以后才作为开发研究的题目。《2012》电影中的海浪很大,我们形容信息浪潮很高,就叫 2012实验室了。

     

    赵东辉:这个研究所有多少人? 

    任正非:大概一两万名高级专家。 

    唐虹:现在中国做“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影响力的输出。这个主体是不是? 

    任正非:“一带一路”肯定是很好的,但是也要站在利他(其他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你需要啥?我能帮你做什么?帮你们赚到钱。如果我们从利已角度,把剩余产能输出、库存输出,最终人家会不接受的。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时候,也可以提升自己,而不是把困难转向给别人。

    五、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李斌:我问一个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华为不差钱,为什么不上市?因为上市能带来很多好处。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攻上甘岭是很难很难的,还要好多牺牲。股东们看着那儿可赚几十亿、几百亿,逼你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懒得与他们理论。 

    唐虹:现在社会上有一股风气就是赚快钱,毕竟实体经济有影响。 

    任正非:国家是要持续发展。况且我个人赚了快钱,就把困难留给社会了。

     

    唐虹:这两天在深圳密集调研那些科技型小企业都挺让人兴奋的,您怎么评价他们这些企业? 

    任正非:如果小企业本身没有理论创新,后面风起以后,其他企业就超过他了。第二点,他把自己的价值估计太高,没人跟他合作、合并,很快就会被时代淹没。

     

    唐虹:您关注过这些企业吗? 

    任正非:没有。 

    唐虹:他们是不是应该跟别人合作?请您给他们指条道。 

    任正非:他们怎么跟别人合作,谁跟他合作啊? 

    唐虹:自我估值很高。

     

    任正非:对啊,这就是泡沫化,不可能出现大产业。 

    赵东辉:他也不想跟别人合作,想自己成长起来,生怕跟别人合作后把他吞并。 

    任正非:如果他有这样的实力,快速超越时代,当然可以了。 

    六、关于人才培养

    何雨欣:深圳很多企业的人都是从华为出来的,华为被称为“黄埔军校”。像您刚才说的,华为已经上升到一种文化、一种哲学的层面,您认为是输送出去华为文化吗? 

    任正非:我们没有输送文化,他只要一离职,就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他打着前华为的旗号来,那是他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必须要巴着华为才能卖东西。有自信心的,就不会说我是华为的。

     

    何雨欣:您认为华为自己最有自信的是什么? 

    任正非:我们没啥自信,大家都团结着往前走。我们所有人都是无能的,因为能干人都跑了,我们无能的人就团结在一起,团结的力量比能干人还厉害。

     

    刘诗平:您特别强调开放市场,那我们现在很多都在强调自主创新,您是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任正非:我们的自主创新要分类开。比如,要求军工企业做的事情,不要要求民用企业做。民用产品最主要是创造繁荣,国家要的是繁荣,不是要技术。很多人对我说,我们国家跟外国人合作,至今没拿到技术。我说你要技术干什么?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已经繁荣了,繁荣了就是目的。

    我们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实际上是进步了,以前我们的工业化是什么水平,今天这么大的进步,怎么说没有拿到技术呢?第二点,军工也没有必要自主创新,反正你也不会卖给美国,只要做强就行了。华为是因为要卖到全世界去,用了人家的专利,不给人家钱,人家就要打我。 

    作为一种理论,创新本来就是自主的。如果强调自主创新,什么都要自主创新,你就忘了要踩到别人的肩膀上前进。世界的肩膀那么大,你踩到了,马上就摸到了时代的脚。如果你一定要从脚下往上爬,速度太慢了。 

    七、关于深圳

    唐虹:华为的全球布局,全球视野确实让人很敬佩的,作为一个企业的感受,在全球布局资源,对于我们国家提升影响力和形象,是不是也有一定?

     

    任正非:我们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能把所有员工都搬到深圳来生活,深圳也不适合所有人来生活。你适合北京,你就在北京;你适合上海,就在上海?那为什么成都、西安?会那么厉害呢?就是深圳房地产泡沫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员工把房子抛了、卖了,就到成都去。买了房子,自己还存了几百万,在成都的工资还是跟深圳一样的,所以他喜欢成都。对于瑞典、慕尼黑,为什么要把大家搬到深圳来呢?现在都是网络连接,就在他家边上建个研究所,生活跟平常一样的。方便大家的生活,这就是原因,不是为了全球布局。 

    唐虹:人才在哪儿,能力在哪儿。 

    任正非:要把能力中心建到战略资源聚集地区,就是这个地方最厉害的方面,就把能力中心放到这个地方。 

    唐虹:非常大格局。 

    李斌:陈总,包括您在欧洲也讲,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任正非:力出一孔,就是28年只攻一个目标,不做别的。 

    李斌:华为越来越像一个德国企业。 

    任正非:也有可能,西方企业都是这样,美国企业也是这样的。比如Oracle、Facebook都只做一件事情,没有去干别的,苹果也是。 

    赵东辉:华为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深圳目前也在致力于创建全国的创新型经济,深圳创新的经济也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要走在全国的前面。知识产权打官司,法庭要公正的判决。 

    赵东辉:现在深圳发展引领式创新,必然需要土壤、政策和体制要配套。 

    任正非:法治化、市场化,没有其他,四中全会早就讲明了。

     

    赵东辉:现在创新型经济还是美国,我们要高度重视这种现象。 

    任正非:至少几十年、上百年内,我们认为不可能超越美国。你看美国似乎落后了,但是突然就蹦出来一个,吓你一大跳,比如Google、Facebook等很多公司都是在我们之后成长起来的。美国的创新动力还是极强的。 

    赵东辉:我们的GDP可能再过十年就超过美国了,但是创新动力还是差很多。 

    任正非:我们GDP增长很多都是外延式增长,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中国现在要逐渐产生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就需要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去引火。引火的人可能是一些歪瓜裂枣,不被人们认同和看得起,但是等他把火引来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梵高死了几十年以后,他的画才值钱,为什么不在梵高活着的时候就认同他。中国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就使得我们国家可以不断崛起。 

    第二,这个社会很快就是人工智能社会了,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老师收入很低,很多人都不愿当老师。而且很快要二胎化了,五、六年后就要上小学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如果这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像日本一样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那我们国家百年以后能不能超越美国?我认为是可能的。

     

    GDP超越美国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外延式的增长,一旦产能过剩马上就跌价。这是短时间不可长期持续的。所以现在真正是要关心农村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不是修房子。我们现在一说教育投资,就是房子修得多漂亮。黄埔军校就是两条绑腿,抗大就是一条小板凳,这是中国的两大世界名校,黄埔军校和抗大是等同于西点、哈佛这类的名校。

    我们不仅仅是要重视物质建设,而是一定要重视教师建设。只有教师待遇提高了,大家都愿意去当老师,国家才有希望。现在是大多数人不想当教师,有些孩子瞧不起老师,因为老师挣钱最少,认为被社会抛弃的人才当老师。农村孩子也不尊敬老师,以前讲尊师重教,现在谁尊敬老师? 

    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要重视教育。日本、北欧、以色列、美国我们要去向他们学习,我们教育改革就是要有教师积极性。医疗改革就是要有医生积极性改革。如果我们医疗改革改的很好,但医生没有积极性,等于这改革白费了。我们现在看病看不上,马上又要增加二胎了,怎么看病啊?说是优秀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医,医生的紧缺咋解决呢? 

    赵东辉:您刚才讲的是我们要创造这种文化,才也讲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您能不能做一下设想,我们要创造的这种文化是什么样的? 

    任正非:我们要踏踏实实的,现在新常态就很好嘛,就降下来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有效发展。我们给老师多发点钱,让最优秀的人都愿意去当老师,老师会去传播,孩子们有知识了,就懂道理了,就不会给社会产生一种破坏力量,而是建设力量。试问,再过十年,不懂计算机、不懂英文的孩子有没有就业机会?不可能有就业机会。

    如果劳动法不改革,资本不再雇佣人了,去雇佣机器人了,人就失业了,资本就更富了,两极分化就更严重,因为机器人不要钱嘛。所以重视农村文化教育是消灭两极分化最根本的措施,有文化就有就业的可能,就了业分化就减弱了。他没有文化不能就业,怎么能够改变命运呢?靠救济永远都不可能脱开贫困。改变这些应让农村教师的待遇多改善一些。 

    创新的基础就是从教育抓起,要让大学老师安安静静搞教育。他讲课讲的好就是教授嘛,为什么评教授要把这个标准交给外国人,不交给自己学校来评呢?抗大的教授和我们今天的教授相比那差多少啊,不是也把抗大办起来了吗?所以我认为好多都是相对性的,对教师的评价也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的。

     

    赵东辉:无论是抗大还是黄埔,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引领。 

    任正非:对。我觉得中国就是要走向这一步。现在农村教师稀缺,为什么呢?钱太少了,教师都跑光了,农村孩子就没有受到教育,没有受到教育就会冲击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对教师的重视还是不够的,大学好一点,中小学教师重视不够。所以说创新要从源头抓起,像种田能手、养牛能手,他们智商很高,但没有接受系统教育,所以成为了种田能手、养牛能手。如果受到系统教育,你怎么知道他以后就不是爱因斯坦,不能引领世界呢? 

    王海洋: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但被叫做世界工厂的同时我们也略有遗憾,就是我们只赚了这个价值链中比较小的那部分钱。但现在的珠三角地区,包括深圳,出现了一批至少在我们看来是有高科技色彩的企业。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我们走的世界工厂的道路,对我们未来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什么样的价值? 

    任正非:二、三十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快关闭的工厂。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 

    我觉得这个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把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赶到了东南亚去,然后越南发展了。劳动法一搞,大家都跑了,越南的成本多低啊。越南我去了,马路坑坑洼洼的,但两边的现代工厂非常漂亮,因为这是第二代工厂了,不是东莞那个时候简易厂房的工厂了。这是第一代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第二代转移到东南亚去了,我们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了东南亚去了。 

    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赶超自己,改进自己,慢慢就会发展。高科技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王海洋:任总,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制造业的支撑,我们所谓的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大家想,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我们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不可能。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多少零件组成的,以前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我们付的是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我从采购结算单上来看这个流向变了。这个流向变了减少了多少人就业啊,中国13亿人民,就业还是最主要的。 

    吴思康:我理解任总的意思,这个转型升级不要揠苗助长,要沿着他的规律。 

    任正非: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活不下来自己就死掉了,活得下来,就不要管他,国家管住边界,比如你排污水不行,你要给工人农民买社会保障,这样出问题了他才有生存空间,等等。就是国家把界限界定清楚,别的就不要去管他。

     

    王传真:人家觉得您很严谨,喝的咖啡都是自己买的,但是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很大气很大方,因为你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的顾问团队来帮你管理企业。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请西方人给你改进管理?他们给你解决哪些关键环节?这给政府的管理能带来哪些启发?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政府的管理就很好啊,现在不是四中全会提出来法治化、市场化,慢慢去实现就很好啊。 

    我们为什么要请顾问公司改进管理,比如说帮我们的产品生产质量成为高质量,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以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十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所以你们看,我们的管理者,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金上千亿美金的生产,越搞越好了。这还是人家带出来的,没有带出来我们怎么会呢? 

    我们的科研开发,如果没有IBM的IPD的教育,八万科研人员怎么协调指挥啊,那不就乱成一团了吗?所以肯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们说上亿美金,我们每年应该不止上亿美金,应该是好多亿美金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会,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的。想想一群“农民”要帮助全世界建先进网,没有老师行吗?人家教我们什么叫作预算,什么叫标书,什么叫什么?我们才慢慢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向西方学习,使这个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的。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蔡国兆:任总我请教一个问题,您刚才说,高科技是从低科技上成长起来的,深圳现在整个高科技发展的情况还好,但是现在有些人才要素等问题啊,把一些人才挤出去了,这个角度上讲,您觉得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唐虹:就是现在成本过高,把一些人才挤走了。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 高成本的地方谁愿意担负起高成本呢,高成本最后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蔡国兆:看来政府降成本是很重要的。 

    任正非:肯定是很重要的,大家中间有没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比如你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人,你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你想,这辈子你能做北京人吗?你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你就不可能是北京人。北京土生土长的人不是北京人,你认为这个房价是合理的吗?不合理。 

    八、关于改革开放

    蔡国兆:任总的意思是不是说深圳这几年不加快改革,不降成本的话就会被历史抛弃? 

    任正非:我觉得运营成本太高了是肯定有问题的。邓小平挖了一块洼地,让全世界的资本都流向中国,造成了中国的繁荣。挖了一块什么洼地呢,就是外国企业只交15%的所得税,而且还要免二减三。外国人说我就来干几年就走,干几年以后税也不高啊,外国人就留下来了。外国没有人工税,人工税都回本国去交。他没有享受这45%的薪酬税,所以外国人的这个投资造成了中国的繁荣。如果你税收高,那就把好多人都挤走了。

     

    唐虹:另外对于高科技来讲,在企业税收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是研发成分比较高的企业,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特殊性? 

    任正非:政府如果想导向发展,要考虑对高科技企业如何降低税收。对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同样也要降低税收,否则就是不正当不公正的补贴。我们在国外遭受反倾销,就是中国政府对你补贴了,遭受反倾销。国有中小企业反正也不全球化,你补贴就补贴了,大企业容易造成全球反倾销。中国总的来说要把税降下来,降下来了国家可能暂时没有钱,但国家先发国债,度过这20 个难关。税降下来以后企业就有钱去搞研发,这样就有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喘息的空间,产业就能做大,税基也大了。 

    现在中国遇到了一百年来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国际好环境,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开放改革,先把老外放进来,刺激刺激我们中国人,我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干的,好好学一学。现在改革开放,让自己的儿子强大起来。

     

    唐虹:战略高度很高,您觉得现在抓住国际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重点应该是在哪几个部分? 

    任正非:减税,先把税减下来。第二点,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国家拥有资本,你们企业有经理、团队和几十万员工,我们把分配系数说好,咱们就这么干。 

    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我们应认为是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一定要分鼻子高,那个鼻子矮呢?你只要来中国这个土地,你就是我的儿子,我会像中国企业一样对待你。别人把企业搬来,不就解决我们的就业和繁荣问题吗? 

    王海洋: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2016年,因为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包括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也不是特别好,而且前段时间国外唱空的舆论也很多,那么在您看来,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机遇,但我们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呢,中国经济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大宗商品下跌,其实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也是有一定好处,并没有坏处的。主要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我们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要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赵东辉:问一个大的问题,对我很重要。广义上的创新跟改革开放什么关系?广义创新包括制度、文化、理论、技术创新。 

    任正非: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具体的财富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我们还是得转到发展实体企业,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中心,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中国现在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 的这几年中千万不要出社会问题,这样中国可能就过渡过去了,也可能10年时间就率先在世界崛起了。 

    彭勇:任总,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多次讲到改革,华为也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的企业,但是有人会说这些年我们改革的动力有一个弱化的现象,您怎么评价?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经济泡沫化了,每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实现不了,他的动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实实的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爹还是那个爹,娘还是那个娘,篱笆狗都没有变,你怎么能变成富二代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努力创造,缓慢成长的心态,每个人的满意度就提升了。

     

    现在很多人的满意度为什么不高呢?我们媒体也有责任,我们媒体把小康社会描写得太好了,我们是按国外的标准解读的。比如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小康社会,但小平没有说小康的标准是什么。就像马克思说过,物质要极大丰富,人们都各取所需,但马克思并没有说,标准是什么。马克思那时候汽车也没有,很多先进工具都没有,我们就想象了。

    因为没有定义,我们就把这个理解成每个人都可能住别墅。我们小康社会也没有定出一个标准是什么。实际上大家想想,几十年前我们没有饭吃,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农民基本上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穷人也吃饱了,但他还不满足,你报纸说的还没实现。我们不能吊高了胃口,这会很麻烦。人们要有适当的满足感。 

    赵东辉:华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公司。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最后都世界大同了。

     

    任正非:世界大同可能是实不现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放弃自己国家利益,这样的世界是很难平衡的。我们只是说把商品都销到全世界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

     

    吴思康:我也想请教任总一个问题。华为是深圳成长起来的跨国企业,也是深圳的骄傲。我们出去跟他们接触啊,总是说华为是代表。任总也是引导世界。我是在政府的研究室主任。任总你作为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你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有什么样的期望,包括国际化啊,改革开发这些。 

    任正非:深圳呢,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几十平方公里来发展。我们要把世界工业发展每一亩地能产生多少产值算一算。我们来算一下工业用地的数量,我们才有可能发展。还有每一平方公里工业中会有多少人口,这些人口要消费周边的房子,要付出多少代价,企业是 否可以承担,你要算算这个工业发展的基数。我们国家最终是要走向工业化的。 

    因为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中国真正能解决就是吃饭的问题。还有国防现代化,其他的现代化,都是要基于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然后土地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国外的工厂大多数都占地几十个平方公里。你想几百亿美金的产值,怎么可能就在一个弹丸之地产生?你把这些数字算清楚呢,你就算清楚发展的可能空间。

    你既然要发展大工业,要引导大工业,你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我们的效率 可能比全世界低一点,我们打个7折,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住房,要有生活设施,这些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承载不起。因为我们必须要用工业在全世界竞争。那工业的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吴思康:外地人可能想,深圳这两年都没有增加土地,但是他的经济增长都很好,是不是可以说明,我们不给地,照样可以倒逼他增长呢? 

    任正非:这就看你能不能持续了。

    李斌:华为的人也承受不起么? 

    任正非:我们也承受不起,我们员工在哪儿买呢,在塘厦,塘厦的房地产为什么那么火爆,坂田往北走一点点的路就是东莞的那个塘厦,塘厦就好像华为的基地一样,到处都是华为的人。 

    唐虹:我们一直也跟市领导接触时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不算华为,再拿深圳跟其他地区比?因为华为呢“一企独大”。 

    任正非:华为在深圳大多数是老员工,是高级干部,经济承受能力还是可以,为了小孩上学好多人没有走。大多年轻人孩子还没有,或者孩子还小,他们觉得要是有的地方房子价格低,他们走了。 

    王海洋:任总,我还有个问题,我刚才看材料上写一句话,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这句话非常好。

     

    任正非:就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只对准一个目标,其他目标就是非战略机会点,我们只对准一个目标。 

    唐虹:就是说深圳走到今天,还可以继续承担探路者、试验的角色? 

    任正非:我觉得世界还有很多顶尖的城市不都还在发展,深圳也不是因为房子贵一点就不能发展,就是你技术再往前走怎么发展了,你也不甘心成为底特律,还是可以发展的。我认为社会追求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展,就像我们小时候唱歌,要把边疆建设得像北京一样嘛,那时候我们是真相信的,现在也真知道了,北京郊区倒也不怎么样,还不要说我们边疆了。

     

    唐虹:我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这次这个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对于我们这样的大企业,外向度高的企业影响大吗? 

    任正非:这点我正好可以讲讲,习主席这次去我们英国驻地视察,就是去的我们金融风险控制中心。伦敦有大量的金融人才,我们的金融风险是在这个地方控制的,管理了170个国家,135种货币,4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我们去年第一季度由于汇兑风险,损失了10亿美金。日元贬值、卢布贬值、欧元贬值,拉美、非洲的货 币贬值,全世界只有三种货币没有贬值,美元、港币、人民币没有贬值,因为都和美元挂钩了。我们这个风险中心就一直在控制汇率风险,到去年年底闭环的时候他 们告诉我,我们全年的汇兑损失降到了3亿美元。 

    唐虹:就是因为你们加强了这个中心,你们损失就会一下缩到那么小。

     

    任正非:我们全球金融控制都做得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出现战争了,那个地方有瘟疫了,全世界永远都不平衡,但都要控制住啊,我们有方法和预案啊,他马上衍生到对于国家项目的控制。我们可能在伦敦、东京、纽约成立三个中心,来控制全世界的风险。所以我们风险有,但没有那么大。 

    唐虹:现在很多争议,有的说汇率要一贬到底,有的说要循序地贬,有的说要维持汇率,不能贬。 

    任正非:对我们来说,出问题了,我们财务考虑怎么跟进,对付,调整。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地区部部门,还有大的中心,比如李克强总理视察的罗马尼亚中心,总理问我,罗马尼亚是不是很好啊?你们投资这么大。我说不是,因为这里工资低。我大量的人力聚集中心都是放在汇困国家,因为在当地赚的钱汇不出来,我就把机构设置到这些国家,把国际会议也安排到这些国家开,就把本地货币消耗掉了。这也是我们应对汇兑风险的方法。

     

    唐虹:这就是全球配置,真正国际化企业。要是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来统筹多好。

     

    任正非:人才全靠自己培养太慢,英国是300多年的金融中心,我在英国聘人就行了,我们不要老是不相信外国人,你雇佣他,他就是为你服务。

     

    李斌:您对习主席有信心吗? 

    任正非:肯定有信心,我们高度拥护。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是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现在的改革应该看到100年以后中国成就的伟大。今天的改革就是积极地往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是如此好。 


    发布日期:2018-06-19
  • 徐匡迪院士: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

    “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两院院士大会召开前夕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微信图片_20180604171717

    中国工程院供图

    他表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各路科技大军组织起来共同攻关。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现在的各种大科学工程,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关键核心精密元器件还要靠从外国引进或者仿制。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我们自己搞。”徐匡迪说。这非一日之功。中国科技正处在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只是在某些领域冒了头,有了一些突破。真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徐匡迪认为,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比如人工智能,现在热的是应用,以机器代替人。有的公司就买一个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外国公司,希望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而对于人工智能里面关键的芯片设计、算法等研究却很少。因为企业从成本考虑,觉得划不来,没有非搞不可的动力。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是做出了什么东西、产值多少、增加利润多少,不出产值、不出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单位不大愿意投入,领导也不会特别关注。

    为此,徐匡迪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韧性和决心解决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问题。他坦言,科学家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清贫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伟大,“甚至还不如新闻工作者光彩夺目”,“科学家不应奢望吸引眼球,应对科研有定力,能够专注,能够抗得住诱惑”。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徐匡迪说,“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去,不计名、不计利,真正为国家振兴作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科技工作者如果只是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和待遇,徐匡迪觉得“这是鼠目寸光的”。“等到将来老了再回过头看看,中国科技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没有作贡献,这将是最大的遗憾。如同在看一场演出的时候,最精彩的部分你却在外面吃蛋糕、喝咖啡,等到你吃完蛋糕再进去最精彩的已经错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年轻人都被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激励——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每个人都忘我地勤奋工作,希望为国家强盛出份力。徐匡迪希望,当代科技工作者在若干年后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要为自己没有参与到祖国复兴的伟大事业中而感到遗憾。

    人物名片

    1954年至1959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学习。

    1959年至1963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助教。

    1963年至1971年上海工学院冶金工程系助教、炼钢教研室副主任。

    1971年至1972年下放安徽省凤阳“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至1980年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助教、讲师、炼钢教研室主任。

    1980年至1986年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其间:1982年3月至1983年2月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做合作研究、访问学者)

    1984年3月至1985年6月赴瑞典斯堪的那维亚•兰塞尔公司任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

    1986年至1989年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

    1989年至1991年上海市教卫办公室副主任兼市高教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1年至1992年上海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2年8月至12月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2年12月至1994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4年至1995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1995年至2001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至2002年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9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2010年6月,已担任两届工程院领导职务的徐匡迪正式退休,继续担任中美友协会会长。

    发布日期:2018-06-04
  • 专访 | 碳纤维专家徐樑华:贵族产品不能卖白菜价,高价值化应用很关键

    提起北京化工大学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樑华,国内碳纤维行业几乎无人不知。近20年来,我国碳纤维产业国产化进程一步步走过来,徐樑华深入参与其中。国内碳纤维企业目前使用的主流技术——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就是由徐樑华团队攻克的。在业内,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徐老师”。

    微信图片_20180518141221

    日前,徐樑华接受了《中国纺织报》记者的采访。他就我国碳纤维产业更好地发展所要攻克的关键点、在已有成绩中“光威模式”形成的示范意义、与企业合作中的一些难忘故事,以及碳纤维“龙头”企业在新阶段要想进一步提升赢利空间仍待突破的技术等重点内容做了深入讲解。


    高价值化应用十分关键

    我国碳纤维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硫氰酸钠原丝技术和二甲基乙酰胺原丝技术3项技术,但实现产业化的企业主要使用二甲基亚砜和二甲基乙酰胺原丝技术,服务于航天航空领域的碳纤维主要采用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目前,我国具有产能规模的千吨线已有约12条,但产业化进程走得比较辛苦。

    在新的竞争阶段,国产碳纤维如何更好地发展?徐樑华认为,关键点在于要实现产品的高价值化应用。事实上,面对此前在我国碳纤维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徐樑华感到比较着急。

    “我国碳纤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不少企业更多地不是从产品质量、差别化方面去竞争,而是强调价格优势。需要注意的是,碳纤维仍是‘贵族’产品,不能卖‘白菜价’。”徐樑华强调。

    因此,徐樑华坚定地认为,国产碳纤维如果不走“高价值化应用”这条路,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在于产能要做多大,而在于要能实现高价值化应用,不该占领的领域就不要去占,比如玻璃纤维能用的领域碳纤维就不要去竞争。人家嫌碳纤维贵,就说明它的价值无法体现。”徐樑华强调。

    数据或许能直观地说明这一点。2017年,我国共生产了7000吨碳纤维,其中约200吨用于军工领域,其余约6800吨用于大工业领域用。实际情况却是,生产200吨军用碳纤维的企业实现了赢利,而生产6800吨工业用碳纤维的多数企业则处于不同程度的亏损中,且前者形成的产值与后者的产值相当。

    “中国碳纤维要靠用出去,而不是靠卖出去,要通过应用提高产品价值。”徐樑华强调。


    “光威模式”具有样本意义

    在国产碳纤维高价值化应用方面,“光威模式”被奉为典范。光威碳纤维主力供应我国军用航空航天领域,是民营企业与军工领域合作的标志性企业。

    徐樑华强调:“光威碳纤维发展至今,对我国碳纤维行业最大的启示和示范意义,正是在于它实现了产品的高价值化应用。当初,如果光威碳纤维也走大工业化普通应用路线,那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过。”

    在徐樑华看来,“光威模式”目前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16年来持续的攻坚克难使其掌握了工程化、产业化关键技术,而在持续的巨大投入后,产品的高价值化应用使企业连续赢利。2017年成功上市后,资本市场更使其“如虎添翼”,能够摊薄财务等综合成本,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给企业带来的财务压力。

    2017年,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碳纤维军品实现营收5.26亿元,同比增长11%,占公司主营收的比重为56%,2016年这一占比为75%;其碳纤维及织物的毛利率为78.02%,同比提高0.72%。

        

    徐樑华进一步指出,“光威模式”对国内碳纤维行业的示范意义还体现在多方面。

    一是自2002年进行工程化设计,企业便坚持创新。光威碳纤维在起步阶段使用的是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但光威借鉴、吸收该技术后,没有固守,而是大胆进行改进、创新。当时,国内使用的碳纤维纺丝设备在水洗环节是叠加式的,但光威把叠放的设备变成了水平式的。“这样更好操作,当然投资也高一些。但是,在我国碳纤维还处于摸索阶段时,通过创新使装备更好操作,实际效果很好,这对于全行业很有借鉴意义。”徐樑华说。

    二是提速。光威是国内碳纤维企业中第一家把预氧化碳化速度提上去的。当时,既要提高预氧化碳化走丝速度,又要保证充足的预氧化时间,怎么办?光威在整个碳纤维生产工艺环节增加了一个氧化炉,把国际上通用的两个氧化炉、4分区变成了3个氧化炉、6分区,这在国际上也形成了独家技术。

        

    同时,光威是国内第一家建设千吨级碳纤维生产线、第一家做高强高模碳纤维的企业,其高强高模碳纤维产能目前居国内首位。

    据介绍,光威T800H一条龙项目已完成主导工艺评审,并完成数字化车间评审,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正在进行工程化应用验证。M40J一条龙项目已完成主导工艺等评审和复合材料验证,经第三方评价, 碳纤维性能全面达标。M55J项目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相继突破关键技术和工程化制备,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通过 “863”项目中期检查,同时作为参研单位获批承担国家级应用项目,正在配合应用单位进行复材性能评价。

    “近十五六年,在中国碳纤维取得有序发展的过程中,在工程化、产业化的每个关键节点上,光威始终是行业第一家勇于实践的企业,而且它在工程化中敢于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和突破。如今,光威已成为我国军用碳纤维领域市场占比最大的企业,航空领域用的碳纤维,只有一两个型号是其他企业生产的。目前,光威的高强高模碳纤维还进入航天领域。光威碳纤维解决的是我国国防军工领域的安全问题,这也是国家重视它的原因。”徐樑华强调。

    据介绍,为了保证安全性,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一个惯例,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不能依靠进口,只能使用本国生产的。目前,中国在国防军工用碳纤维领域也实行这一原则。由此,也足见“光威模式”的价值。

    “今后,预计国防军工用碳纤维的需求量还将扩大,而且,该领域对于国家的意义远不是企业赚了多少利润那么简单。”徐樑华说。


     “军民融合”之路历经考验

    徐樑华指出,“光威模式”能成为“军民融合”的典范,除了企业自身的因素,也离不开历史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光威模式”在中国难以复制。但机遇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眷顾某一个人或某一家企业,历史性机遇为何会青睐光威而不是别的企业?

    “最初,光威进行碳纤维研发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会有那样的历史机会,但能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就要归功于光威的创始人陈光威。”让徐樑华感受非常深的是,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并解决产业化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陈光威非常善于使用专家“外脑”。

    “他集思广益,善于把国内碳纤维研发的力量很好地利用起来。生产中一遇到问题,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你来一趟吧。”徐樑华说。

    只要徐樑华一去,陈光威就会带着一批技术人员与徐樑华交流。那时,光威的会议室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这边一排座位上只有徐樑华,而对面的那排座位都是满座。

    有时候,徐樑华和陈光威团队间的讨论并不是要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要聊企业在做碳纤维产业化的过程中可能想不到的地方。“中国企业往往技术力量偏弱,尤其是科研力量偏弱,国企也存在这个问题,何况是民企,但陈光威用‘外脑’用得非常好。他给光威建立起一个专家库,而且是真用,而不像有些企业建立的专家库基本属于摆设。”他感慨。

    徐樑华还介绍,当初,当我国军用航空领域要用碳纤维时,国内能生产出合格碳纤维的企业不多。由于航天领域率先启动了应用考核,航空领域需要另寻合作单位,光威最终被选中,可这个过程相当磨人。

    “2005年,我国军工领域与我国碳纤维企业尚属第一次合作,此前,该领域基本都使用进口碳纤维。用户习惯了使用进口碳纤维,所以对国产碳纤维的各项标准也按照进口产品的标准去要求。当时,航空领域提出了36个指标,要求非常苛刻。但面对那么苛刻的要求,陈光威坚持了下来。”徐樑华感慨。

    从2005年开始,光威碳纤维在技术攻关各个阶段的性能测试,都由位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徐樑华回忆:“直到2008年前后,光威碳纤维产品的各项性能检测指标才稳定了下来。国产碳纤维的指标常有一个通病,就是单值指标比较好,但稳定性和一致性不太好,光威碳纤维当初也存在这个问题。当时,CV值不稳定很磨人,这十几年来,军用碳纤维一直在攻克离散问题。高分子材料在稳定性方面存在一定波动范围,但军工用材料要求波动尽可能小。经过几年的努力,光威碳纤维的综合性能指标比同类的进口产品更好,其强度指标更高,应用时力学性能可以更好地发挥。所以,航空领域那时便开始用光威碳纤维。但在那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检测的结果显示,光威碳纤维的部分性能不符合航空方面的要求,大家都非常着急,根本记不清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个来回。”

    还有一件事至今让徐樑华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去光威碳纤维的生产车间参观,当时,陈光威看见地上有一根碳纤维丝,便弯腰捡起来。

        

    对此,徐樑华指出:“光威碳纤维有次品,但是没有废品。即便性能稍差一些、不能满足军品需求的碳纤维,用来做复合材料性能却相当好,光威本身生产复合材料和渔具,材料可以自己用。而一般碳纤维企业的产品,如果性能不达标便没法卖出去,就会形成库存;如果降价销售,生产成本就可能收不回来。这也是光威碳纤维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今,大家都觉得光威碳纤维‘修成正果’,做军工应用的碳纤维利润很高,可当初这个修炼的过程非常痛苦,非常磨人。军工用考核对碳纤维材料生产企业是一种磨练,其要求非常苛刻,真的就像‘要掉一层皮’。如果当初不是有着强烈的为国家做贡献的情怀,陈光威根本犯不着那样痛苦,直接退缩回去就可以了。当然,熬过了艰难,才有现在的好日子。可在当年那种情况下,根本看不见尽头,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退缩了,但他没有。”徐樑华感慨。


    “提速+提束”奋战低成本化

    国产碳纤维接下来更好地发展,还要进一步突破低成本化制造。

    此前,一个基本的观点是,采用“干喷湿纺”工艺(干湿法)制备的碳纤维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生产军用碳纤维则主要使用湿法工艺。但徐樑华表示,目前,这二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尤其是在大力推进“军民融合”背景下,推进融合很重要。

    徐樑华介绍,干湿法在军用碳纤维产品生产中其实可以使用,它与用湿法生产产品的不同在于界面结合力。用湿法生产的碳纤维结合力更高,用干湿法生产的结合力则低一些。如果对界面结合力要求不是太苛刻,军用碳纤维也可以用干湿法生产。目前,国外一些企业采用干湿法生产碳纤维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所以,下一步,如果我国军工用品市场开始对材料成本有要求,干湿法预计也将会进入军用碳纤维生产领域。

    但他同时指出,从实际情况看,国产碳纤维在军工领域应用只有十几年时间,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所以,当前航空航天领域的军用碳纤维,能用湿法生产的就不用干湿法。特别是高强高模碳纤维,产品表面惰性很大,更需要用湿法生产的产品表面所具有的粗糙度。所以,为了保证复合材料的性能,国内生产高强高模碳纤维的企业目前都采用湿法。不过,在兵器等某些特殊军工用材料领域,不能用湿法而只能用干湿法生产的,则是采取干湿法。

    那么,湿法工艺生产的军用碳纤维有没有可能实现低成本化?“可以。”徐樑华非常肯定地说道。他介绍,国外航空领域用的碳纤维丝束,由此前的3K、6K、12K,发展到目前的24K,已开始用大丝束,大丝束生产工艺本身就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而如果同时采用大丝束和干湿法,就能实现低成本化制造。

    “提速和提束,低成本化制造的关键就在于这4个字。”徐樑华强调。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实现低成本化制造也是光威碳纤维接下来要突破的关键点。

    徐樑华指出,一是走大丝束路线。目前在国外,部分军用碳纤维已开始走大丝束路线,如果光威也朝着大丝束方向努力,有望进一步实现低成本化。二是进一步提高产业化技术,使大设备的产能有效释放,这样规模优势将能进一步凸显,成本预计也能降下来一部分。

    而继续提高产业化技术也是我国碳纤维行业必须攻克的难关。“国产碳纤维企业继续解决产业化技术问题迫在眉睫,包括工艺技术、装备技术,以及工艺与装备的协调,这不只是解决产品贵不贵的问题,而是解决企业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徐樑华强调。

    发布日期:2018-05-18
  • 专访 | 碳纤维专家徐樑华:贵族产品不能卖白菜价,高价值化应用很关键

    提起北京化工大学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樑华,国内碳纤维行业几乎无人不知。近20年来,我国碳纤维产业国产化进程一步步走过来,徐樑华深入参与其中。国内碳纤维企业目前使用的主流技术——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就是由徐樑华团队攻克的。在业内,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徐老师”。

    微信图片_20180518141221

    日前,徐樑华接受了《中国纺织报》记者的采访。他就我国碳纤维产业更好地发展所要攻克的关键点、在已有成绩中“光威模式”形成的示范意义、与企业合作中的一些难忘故事,以及碳纤维“龙头”企业在新阶段要想进一步提升赢利空间仍待突破的技术等重点内容做了深入讲解。


    高价值化应用十分关键

    我国碳纤维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硫氰酸钠原丝技术和二甲基乙酰胺原丝技术3项技术,但实现产业化的企业主要使用二甲基亚砜和二甲基乙酰胺原丝技术,服务于航天航空领域的碳纤维主要采用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目前,我国具有产能规模的千吨线已有约12条,但产业化进程走得比较辛苦。

    在新的竞争阶段,国产碳纤维如何更好地发展?徐樑华认为,关键点在于要实现产品的高价值化应用。事实上,面对此前在我国碳纤维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徐樑华感到比较着急。

    “我国碳纤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不少企业更多地不是从产品质量、差别化方面去竞争,而是强调价格优势。需要注意的是,碳纤维仍是‘贵族’产品,不能卖‘白菜价’。”徐樑华强调。

    因此,徐樑华坚定地认为,国产碳纤维如果不走“高价值化应用”这条路,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在于产能要做多大,而在于要能实现高价值化应用,不该占领的领域就不要去占,比如玻璃纤维能用的领域碳纤维就不要去竞争。人家嫌碳纤维贵,就说明它的价值无法体现。”徐樑华强调。

    数据或许能直观地说明这一点。2017年,我国共生产了7000吨碳纤维,其中约200吨用于军工领域,其余约6800吨用于大工业领域用。实际情况却是,生产200吨军用碳纤维的企业实现了赢利,而生产6800吨工业用碳纤维的多数企业则处于不同程度的亏损中,且前者形成的产值与后者的产值相当。

    “中国碳纤维要靠用出去,而不是靠卖出去,要通过应用提高产品价值。”徐樑华强调。


    “光威模式”具有样本意义

    在国产碳纤维高价值化应用方面,“光威模式”被奉为典范。光威碳纤维主力供应我国军用航空航天领域,是民营企业与军工领域合作的标志性企业。

    徐樑华强调:“光威碳纤维发展至今,对我国碳纤维行业最大的启示和示范意义,正是在于它实现了产品的高价值化应用。当初,如果光威碳纤维也走大工业化普通应用路线,那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过。”

    在徐樑华看来,“光威模式”目前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16年来持续的攻坚克难使其掌握了工程化、产业化关键技术,而在持续的巨大投入后,产品的高价值化应用使企业连续赢利。2017年成功上市后,资本市场更使其“如虎添翼”,能够摊薄财务等综合成本,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给企业带来的财务压力。

    2017年,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碳纤维军品实现营收5.26亿元,同比增长11%,占公司主营收的比重为56%,2016年这一占比为75%;其碳纤维及织物的毛利率为78.02%,同比提高0.72%。

        

    徐樑华进一步指出,“光威模式”对国内碳纤维行业的示范意义还体现在多方面。

    一是自2002年进行工程化设计,企业便坚持创新。光威碳纤维在起步阶段使用的是二甲基亚砜原丝技术,但光威借鉴、吸收该技术后,没有固守,而是大胆进行改进、创新。当时,国内使用的碳纤维纺丝设备在水洗环节是叠加式的,但光威把叠放的设备变成了水平式的。“这样更好操作,当然投资也高一些。但是,在我国碳纤维还处于摸索阶段时,通过创新使装备更好操作,实际效果很好,这对于全行业很有借鉴意义。”徐樑华说。

    二是提速。光威是国内碳纤维企业中第一家把预氧化碳化速度提上去的。当时,既要提高预氧化碳化走丝速度,又要保证充足的预氧化时间,怎么办?光威在整个碳纤维生产工艺环节增加了一个氧化炉,把国际上通用的两个氧化炉、4分区变成了3个氧化炉、6分区,这在国际上也形成了独家技术。

        

    同时,光威是国内第一家建设千吨级碳纤维生产线、第一家做高强高模碳纤维的企业,其高强高模碳纤维产能目前居国内首位。

    据介绍,光威T800H一条龙项目已完成主导工艺评审,并完成数字化车间评审,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正在进行工程化应用验证。M40J一条龙项目已完成主导工艺等评审和复合材料验证,经第三方评价, 碳纤维性能全面达标。M55J项目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相继突破关键技术和工程化制备,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通过 “863”项目中期检查,同时作为参研单位获批承担国家级应用项目,正在配合应用单位进行复材性能评价。

    “近十五六年,在中国碳纤维取得有序发展的过程中,在工程化、产业化的每个关键节点上,光威始终是行业第一家勇于实践的企业,而且它在工程化中敢于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和突破。如今,光威已成为我国军用碳纤维领域市场占比最大的企业,航空领域用的碳纤维,只有一两个型号是其他企业生产的。目前,光威的高强高模碳纤维还进入航天领域。光威碳纤维解决的是我国国防军工领域的安全问题,这也是国家重视它的原因。”徐樑华强调。

    据介绍,为了保证安全性,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一个惯例,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不能依靠进口,只能使用本国生产的。目前,中国在国防军工用碳纤维领域也实行这一原则。由此,也足见“光威模式”的价值。

    “今后,预计国防军工用碳纤维的需求量还将扩大,而且,该领域对于国家的意义远不是企业赚了多少利润那么简单。”徐樑华说。


     “军民融合”之路历经考验

    徐樑华指出,“光威模式”能成为“军民融合”的典范,除了企业自身的因素,也离不开历史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光威模式”在中国难以复制。但机遇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眷顾某一个人或某一家企业,历史性机遇为何会青睐光威而不是别的企业?

    “最初,光威进行碳纤维研发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会有那样的历史机会,但能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就要归功于光威的创始人陈光威。”让徐樑华感受非常深的是,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并解决产业化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陈光威非常善于使用专家“外脑”。

    “他集思广益,善于把国内碳纤维研发的力量很好地利用起来。生产中一遇到问题,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你来一趟吧。”徐樑华说。

    只要徐樑华一去,陈光威就会带着一批技术人员与徐樑华交流。那时,光威的会议室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这边一排座位上只有徐樑华,而对面的那排座位都是满座。

    有时候,徐樑华和陈光威团队间的讨论并不是要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要聊企业在做碳纤维产业化的过程中可能想不到的地方。“中国企业往往技术力量偏弱,尤其是科研力量偏弱,国企也存在这个问题,何况是民企,但陈光威用‘外脑’用得非常好。他给光威建立起一个专家库,而且是真用,而不像有些企业建立的专家库基本属于摆设。”他感慨。

    徐樑华还介绍,当初,当我国军用航空领域要用碳纤维时,国内能生产出合格碳纤维的企业不多。由于航天领域率先启动了应用考核,航空领域需要另寻合作单位,光威最终被选中,可这个过程相当磨人。

    “2005年,我国军工领域与我国碳纤维企业尚属第一次合作,此前,该领域基本都使用进口碳纤维。用户习惯了使用进口碳纤维,所以对国产碳纤维的各项标准也按照进口产品的标准去要求。当时,航空领域提出了36个指标,要求非常苛刻。但面对那么苛刻的要求,陈光威坚持了下来。”徐樑华感慨。

    从2005年开始,光威碳纤维在技术攻关各个阶段的性能测试,都由位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徐樑华回忆:“直到2008年前后,光威碳纤维产品的各项性能检测指标才稳定了下来。国产碳纤维的指标常有一个通病,就是单值指标比较好,但稳定性和一致性不太好,光威碳纤维当初也存在这个问题。当时,CV值不稳定很磨人,这十几年来,军用碳纤维一直在攻克离散问题。高分子材料在稳定性方面存在一定波动范围,但军工用材料要求波动尽可能小。经过几年的努力,光威碳纤维的综合性能指标比同类的进口产品更好,其强度指标更高,应用时力学性能可以更好地发挥。所以,航空领域那时便开始用光威碳纤维。但在那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检测的结果显示,光威碳纤维的部分性能不符合航空方面的要求,大家都非常着急,根本记不清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个来回。”

    还有一件事至今让徐樑华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去光威碳纤维的生产车间参观,当时,陈光威看见地上有一根碳纤维丝,便弯腰捡起来。

        

    对此,徐樑华指出:“光威碳纤维有次品,但是没有废品。即便性能稍差一些、不能满足军品需求的碳纤维,用来做复合材料性能却相当好,光威本身生产复合材料和渔具,材料可以自己用。而一般碳纤维企业的产品,如果性能不达标便没法卖出去,就会形成库存;如果降价销售,生产成本就可能收不回来。这也是光威碳纤维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今,大家都觉得光威碳纤维‘修成正果’,做军工应用的碳纤维利润很高,可当初这个修炼的过程非常痛苦,非常磨人。军工用考核对碳纤维材料生产企业是一种磨练,其要求非常苛刻,真的就像‘要掉一层皮’。如果当初不是有着强烈的为国家做贡献的情怀,陈光威根本犯不着那样痛苦,直接退缩回去就可以了。当然,熬过了艰难,才有现在的好日子。可在当年那种情况下,根本看不见尽头,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退缩了,但他没有。”徐樑华感慨。


    “提速+提束”奋战低成本化

    国产碳纤维接下来更好地发展,还要进一步突破低成本化制造。

    此前,一个基本的观点是,采用“干喷湿纺”工艺(干湿法)制备的碳纤维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生产军用碳纤维则主要使用湿法工艺。但徐樑华表示,目前,这二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尤其是在大力推进“军民融合”背景下,推进融合很重要。

    徐樑华介绍,干湿法在军用碳纤维产品生产中其实可以使用,它与用湿法生产产品的不同在于界面结合力。用湿法生产的碳纤维结合力更高,用干湿法生产的结合力则低一些。如果对界面结合力要求不是太苛刻,军用碳纤维也可以用干湿法生产。目前,国外一些企业采用干湿法生产碳纤维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所以,下一步,如果我国军工用品市场开始对材料成本有要求,干湿法预计也将会进入军用碳纤维生产领域。

    但他同时指出,从实际情况看,国产碳纤维在军工领域应用只有十几年时间,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所以,当前航空航天领域的军用碳纤维,能用湿法生产的就不用干湿法。特别是高强高模碳纤维,产品表面惰性很大,更需要用湿法生产的产品表面所具有的粗糙度。所以,为了保证复合材料的性能,国内生产高强高模碳纤维的企业目前都采用湿法。不过,在兵器等某些特殊军工用材料领域,不能用湿法而只能用干湿法生产的,则是采取干湿法。

    那么,湿法工艺生产的军用碳纤维有没有可能实现低成本化?“可以。”徐樑华非常肯定地说道。他介绍,国外航空领域用的碳纤维丝束,由此前的3K、6K、12K,发展到目前的24K,已开始用大丝束,大丝束生产工艺本身就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而如果同时采用大丝束和干湿法,就能实现低成本化制造。

    “提速和提束,低成本化制造的关键就在于这4个字。”徐樑华强调。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实现低成本化制造也是光威碳纤维接下来要突破的关键点。

    徐樑华指出,一是走大丝束路线。目前在国外,部分军用碳纤维已开始走大丝束路线,如果光威也朝着大丝束方向努力,有望进一步实现低成本化。二是进一步提高产业化技术,使大设备的产能有效释放,这样规模优势将能进一步凸显,成本预计也能降下来一部分。

    而继续提高产业化技术也是我国碳纤维行业必须攻克的难关。“国产碳纤维企业继续解决产业化技术问题迫在眉睫,包括工艺技术、装备技术,以及工艺与装备的协调,这不只是解决产品贵不贵的问题,而是解决企业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徐樑华强调。

    发布日期:2018-05-18
  • 专家介绍|他是高温高压气井油管防腐专家,师从油气管道腐蚀国际领军人物Frank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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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安庆,工学博士,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腐蚀与防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石油管材腐蚀与防护研究,研究领域包括超高温高压气井油套管选材及腐蚀完整性、油田地面集输系统管道及压力容器内腐蚀监/检测及评价、长输管线交流杂散电流腐蚀和高压直流杂散电流腐蚀、微区电化学腐蚀、石油管材及装备腐蚀失效分析等工作。

    【科研和项目】

    硕士研究生期间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侯保荣院士课题组从事海洋腐蚀与防护研究,博士就读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师从北美管道首席科学家Dr. Frank Cheng教授。先后主持或作为骨干成员承担了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石油集团应用基础项目、中石油和中石油油气田及管道公司委托的各类横向科研项目20余项。

    【成果和交流】

    在超深高温高压气井油管柱腐蚀防护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塔里木油田超级13Cr油管选材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获省部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局级奖励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SCI收录7篇),申请并授权专利5项,先后在国内外参加IPC国际管道会议、NACE年会、中国石油石化行业年会并做大会报告发言。


    发布日期:2018-05-18
  • 大众集团研发中心材料与制造方法部主任绍尔特博士如何解读汽车材料发展的未来?

    欧利弗·绍尔特博士(Dr. Oliver Schauerte)自2015年起担任大众集团研发中心材料与制造方法部主任。在《轻量化技术》对绍尔特博士的专访中,绍尔特博士认为,在大批量生产汽车中,钢依然占据着汽车材料的主导地位。结构材料的开发主流方向为混合材料。在采访中,绍尔特博士展望了汽车材料发展的未来,尤其是量子计算革命为汽车材料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潜能。


    问:高尔夫7是第一次新一代车型重量轻于前一代车型的高尔夫车。高尔夫车型采用的大量的钢。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钢属于轻量化材料吗?

    绍尔特答:目前来说,钢依然属于轻量化材料。在过去的十年里,钢铁工业和汽车制造商一起在钢的品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以预期,未来钢板的抗拉强度甚至可以达到2000MPa。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问:作为当今的轻量化材料,钢在未来能否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呢?

    答:当然,每种材料都会有其相应的作用和需求。例如,新一代奥迪A8采用了大量的铝材。但是在大批量生产领域,钢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亚洲钢铁工业的价格压力,因为亚洲地区的钢材更便宜。另外,钢铁工业也要保持更好的竞争力。


    问:大众汽车计划到2025年成为领先的电动车生产商。钢在大众的电动车中也会起到重要作用吗?

    答:是的,大众公司主要还是会用钢材,因为集团生产批量巨大。对于价格更高的电动车,我们会考虑采用纤维复合材料或者是铝材料,但是即使是针对电动车,大众采用的主要材料还是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在电动车上采用轻量化,将用于轻量化的资金投入到高功率电池开发是最有效率的,因为电池重量是个大问题。如果能够提高电池的功率,就需要更少的电池。这是驱动轻量化最简单的方式。对于材料研究来说,这可是全新的任务领域。


    问:对于车身、底盘或者动力系统,您觉得还有哪些轻量化潜力呢?

    答: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目标不仅是相互矛盾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可以预测,传统的燃油发动机早晚有终结的一天;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传统燃油发动机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应用。作为材料研究者,我们站在整个链条的始发点。从一种材料的研发到材料在发动机或者变速器中的应用,至少需要10-12年的时间。在材料开发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问:过去的10-15年,在车身或者动力系统中,又发现了哪些新材料呢?

    答:在结构材料领域,非常清楚的是混合化。如果看元素周期表的话,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对于汽车制造来说,只有四种元素是有非常意义的:铁/钢、铝、镁和钛。这四种元素中总会有一种要好于元素周期表中所有其它的元素。当然,还有纤维、碳纤维和玻璃纤维,还有塑料,即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聚合物。未来将会按照定制的性能要求去开发定制的材料。这意味着,在一个构件内确定位置的特殊性能与其它位置的性能不同。


    问:混合材料?

    答:是的。传统的混合材料是塑料复合材料,可以归类为基于塑料基体的碳纤维或者玻璃纤维,沿着载荷方向布置。可以生成各向异性,设置与方向相关的刚度和强度。


    最近,钢铁生产企业生产出了“三明治”材料,即外面是钢,内部是中性纤维的塑料。可以想象,将金属和纤维相互连接,类似于航空工业中已知的材料Glare。或者可以在铸造材料中设置陶瓷颗粒,以改进刚度。一个全新的应用肯定是金属3D打印。采用这个方法,不仅可以打印出三维的金属件,还可以用粉末改变局部,局部的合金成分也可以变化,甚至能生产出相图之外的局域合金。


    问:新的材料要求新的生产技术和连接技术。将新材料带入批量化生产究竟有多困难?

    答:我们所处的研究领域要是没有材料和制造方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仅是简单地开发一种新的材料。针对每一种材料,我们都需要解答最基本的问题,要考虑到材料的可加工性,材料的成型性,材料的连接技术,材料的可获得性,诸如此类。在材料开发中,必须要解决仿真与加工性的基础问题。通常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还在于,一种新材料,例如高强钢,铝合金或者是镁合金,都应当能基于现有的生产装备或多或少是可以加工的。即使是一个供应商提供的构件,也必须可以在相对应的生产过程中可以融入加工过程。例如,奥迪A8的背板单元是碳纤维复合材料。这个单元在奥迪的内卡斯乌尔姆工厂加工完毕,然后集成到现有的制造过程中。


    问:目前,在小批量和大批量车型中,采用的材料组合是不同的。小批量生产中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和铝,大批量生产中用钢。未来,这种材料上的差别是会越来越大呢,还是会日益缩小?

    答:通常来说,新材料是“自上而下”进入批量生产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一旦我们决定采用一种材料,最理想的是对该材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就是说,材料生产商和构件生产商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数量,并且可以为此高效地组织生产。一旦实现了这种效率,那么下一步就可以为下一代汽车市场服务了。


    问:那样的话,在大批量生产中采用铝就不能拖太长的时间了。

    答:铝材料已经在很多量产车型中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奥迪系列的车型。但是,如果将钢和铝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年,铝在加工和材料可获得性方面明显得到了改进。不过,钢也是一样。另外,钢的机械性能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就是说,铝和钢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对于铝来说,进入大批量生产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问:如今,汽车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根据使用阶段的排放来评估的。很多开发工作也是针对这一目标来开发新的材料。如果将汽车对环境的影响扩展到汽车的整个的寿命周期直至回收加以评估,材料的组合会是什么样的?

    答:如果将新的材料,例如金属纤维三明治材料,与传统的材料相比,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材料的生态平衡指数并不怎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量产车型中采用一种新材料,也会触发其它的活动。就是说,如果一个类似大众集团这样的企业在量产车中采用一种特定的混合材料,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回收材料的商业行为。此外,基于规模效应,迟早也会出现能源适宜的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从生态角度来看,总是先出现轻量化的驱动,长期下来,在环境指数以及二氧化碳指数方面也终于会得到回报。


    问:是否可以将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例子呢?

    答: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如何有效率地使用碳纤维,如何回收或者再次使用。这些想法首先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开发工作中产生的。碳纤维的生产非常耗能。但是如果对碳纤维有相对应的需求,主机厂可以和碳纤维制造企业约定,生产碳纤维的能源要来自风能发电或者水力发电等符合生态标准的来源。


    问:您对复合材料的生产企业有什么建议,以便于他们有机会将长纤维强化塑料用于大批量生产?

    答:首先要区别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玻璃纤维非常便宜,玻璃纤维的生产和加工需要高度自动化。碳纤维的价格始终过高,即使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对于碳纤维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开发出刚度更高与/或者强度更好的材料,这样可以通过减少碳纤维布置的数量来降低构件的成本,这比单纯来降低现有碳纤维的成本更有意义。


    问:汽车材料研究接下来怎么搞呢?下一个大事件是什么?

    答:我们如今处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材料研究拥有了全新的可能。就是说,材料的研究,不仅仅是通过在材料中这里添加百分之二那里添加百分之一的元素,以可能提高百分之三的抗拉强度。不是这样的。如今,我们可以通过采用新的仿真方法全新开发材料,而且会以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速度开发新材料。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激动的,这种情况现在刚刚开始出现。


    问:这些仿真方法真的是新的,还是由于计算能力增加了?

    答:我指的是量子仿真。我们已经在功能材料领域已经成功地采用了这种方法。量子仿真的机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为人所知了,例如不确定性原理,但是直到不久前还无法将这个机制用于材料的开发。所有重要的材料物理性能都是通过带原子核以及相邻原子的原子核的电子的相互作用来描述的,本质上来讲,是采用薛定諤方程加以描述的,只是方程无解。


    问:但是您现在不是解开了么?

    答:基于新的仿真模型如密度泛函理论,可以通过采用离散模型,借助日益增长的计算能力,从而导致非常好的结果,例如:在开发新的电池材料方面。针对更进一步的材料仿真,则需要更高的计算能力,因此量子计算机就非常重要了。基于这个原因,大众公司现在也在和谷歌进行合作。一旦量子计算机真的可供使用,那么计算能力无疑将得到极大提升,我们可能就可以进一步通过仿真方法开发用于结构应用的复杂合金,这样可能会针对特殊应用开发出终极材料。这还是属于未来的梦想,但是可以想象,针对完全确定的强度和刚度组合计算出准确的合金成分,也可能会产生出迄今尚无法想象的合金成分。


    问:如果可以完全计算整个过程,高强钢的刚度上升多少个百分比?

    答:我们得现实一些,过去120多年以来,对钢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如今,可供使用的钢材超过7千种。现在要是有人要想找到具有全新性能的钢,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金属材料的刚度只在非常窄的边界起作用。但是,可以通过带入材料混合与纤维或者颗粒,与其它材料合金化,在一定的边界对材料(包括钢)的弹性模量施加影响。


    问:材料领域如何从新的机遇中获利呢?

    答:遗憾的是,在德国,材料领域不一定会增长。由于德国的能源价格高企,铝工业、铜工业和镁工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于塑料生产企业也是如此。钢铁制造企业则是双倍艰难,因为他们不仅面临高的电价压力,还面临着来自中国的低价钢铁的压力。这对于材料领域来说,需要通过创新来创造新的机遇和新的定位。


    问:但是至少大众汽车公司从低价钢铁中获利了。

    答:如果欧洲的钢铁制造能力大幅下降,对于汽车工业来说就是坏消息了。


    问:百分之七十的创新都与材料密切相关,德国的材料研究会怎么发展呢?

    答:在材料研究领域,我们处于不错的地位。大众公司创立了开放混合实验工厂。在德国,过去的几年中成立了很多类似的研究机构。大众有很多的材料联盟。从研发的角度看,如碳纤维复合材料开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关注不同领域的国际研发活动。在传统材料开发领域,德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或者至少超前的地位。德国有很多协会,可以激发年轻工程师的兴趣,如针对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协会,或者塑料协会。另外还有很多行业协会,可以将研发机构和工业界结合在一起。这些都值得关注。


    问: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更轻的汽车可以承担更多的成本吗?

    答:我认为可以,更轻的汽车必须更贵一些。正因为如此,最有效率的轻量化材料首先用于豪华车和超级跑车中。


    谢谢!


    发布日期:2018-05-15
  • 专家介绍|他可能是风电圈里最年轻的高级顾问

         2014年南洋理工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硕士毕业,至今已有4年工作经验,现年仅23岁的李博,现任职于MAKE Consulting(Wood Mackenzie电力与可再生能源板块),担任高级顾问一职。按照年纪与资历的双重标准来看,他也许是风电圈里最年轻的高级顾问。


    演讲人信息

    李博目前主要负责亚太区域市场的咨询业务,凭借强大的工程学术背景,通过构建咨询项目的框架、方法及模型,以详实的数据、精准的预测为客户提供咨询建议。项目涵盖风电市场发展、风机技术、供应链、海上风电等多维度。在加入MAKE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主导或参与执行了数十个咨询项目,包括风机技术发展趋势、海上风电LCOE、大数据应用前景、亚太区域市场准入等,服务过风电企业包括Vestas、GE、Dong Energy、金风科技等国内外数十家专注于风电发展的企业。

    李博曾就职于远景能源,在风场解决方案、大数据平台开发等方面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MAKE Consulting  简介

    MAKE Consulting为丹麦一家专注于风电行业的研究与咨询公司,于2017年被全球自然资源研究企业Wood Mackenzie收入麾下。Woodmac原有电力业务、光伏企业GTM的光伏业务与MAKE风电业务现共同组建为Wood Mackenzie电力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继续为全球能源企业提供研究与咨询服务。‍

    李博顾问将出席第三届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并做分论坛报告。


    发布日期:2018-03-13
  • 厦门大学能源学院考研调剂指南(想知道这个学院有多牛,本文不能错过!)

    能源学院简介

    厦门大学能源学院是在能源研究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源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9月,它以国家能源科技重大需求和海峡西岸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整合、引进、提高,建成我国一流的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于一体的新能源基地。2013年初,能源研究院新设本科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获得教育部备案批准,2013年5月,厦门大学决定成立能源学院。能源研究院保留名称,作为能源学院的所属研究机构。2013年9月,第一届“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生入学。

     

    能源学院依托厦门大学985工程重点建设的“洁净能源科学与工程平台”,已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事能源研究的高水平专家队伍,包括3位院士、2位国家千人计划获得者、1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0多位教授。拥有核工程与材料、能源化工、光伏工程、能效工程和能源经济等5个博士点,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拥有1.3万平方米的教学科研楼和工程开发大楼……



    接收调剂专业和方向

    调剂方案


    满足条件

    1.校内调剂考生的成绩必须达到其原报考专业所对应的我校相应科类基本复试分数线(工学:英语45,政治45,专业一70,专业二70,总分310。工程硕士材料工程:英语50,政治50,专业一75,专业二75,总分305。),校外调剂至我校考生的成绩必须同时达到其原报考专业所对应的国家和我校相应科类基本复试分数线。

     

    2.欢迎核科学与技术、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生物工程、微生物学、工程热物理、热能与动力工程、能效工程等专业的考生报名调剂,优先从校内相同或相近专业考生调剂,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单考生不接受调剂。

     

    3.校外调剂生原则上毕业院校应该是“高水平大学或重点大学”,本科高校为211高校或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优先。

     

    4.专业学位硕士不能调往学术型专业。

     

    5.取得复试资格的调剂生(我院将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考生)将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持同一标准进行复试。

     

    6.考生复试时须携带本人以下材料:

    (1)填写完整并密封完好的《厦门大学2018年硕士研究生政治表现情况审查表》(该表的空表可在厦门大学招生办网页下载 区:http://zsb.xmu.edu.cn下载);

    (2)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携带学生证)及复印件;

    (3)大学期间成绩单(加盖所在大学教务部门或档案单位红色或蓝色公章);

    (4)准考证(遗失者可免交);

    (5)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一张近期1寸免冠彩照,用于体检;

    (7)考生自述(主要包括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研究计划等方面内容,《考生自述表》请到厦门大学招生办网页下载区下载:http://zsb.xmu.edu.cn);

     (8)体检表(可在复试后补交)。


    报名截止

    报名截止时间

    3月18日

     

    咨询联系

    联系人:陆老师

    联系电话:0592-2188353



    能源材料生物技术实验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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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能源材料生物技术实验室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主要从事生物固氮、生物产氢等机理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课题组于2007年并入新设立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成立厦门大学能源材料生物实验室,主要从事生物能源、生物基材料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开发。自成立以来,能源材料生物技术实验室承担了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863”计划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国家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等。

     

    团队开发方向主要包括

    1纤维素生物质预处理:开发秸秆、蔗渣、竹材、林草等农林纤维素生物质先进清洁的预处理工艺,通过创新预处理工艺,实现纤维素生物质中纤维素、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的高效分离,为纤维素生物质的高值化综合利用奠定基础。

    2纤维素转化利用:通过生物与化学转化技术,利用纤维素酶解发酵制备各种工业酶类(纤维素酶、木聚糖酶等)、有机溶剂(乙醇、丁醇、丙酮等)。通过创新化反工艺制备羧甲基纤维素、醋酸纤维素、纳米纤维素等各种纤维素衍生物。

    3半纤维素转化利用:通过高效协同酶解工艺,将半纤维素转化为阿拉伯糖、木糖、低聚木糖等各种高附加值的功能糖产品。

    4木质素转化利用:通过绿色化工过程,将木质素转化木质素磺酸盐、酚醛树脂粘结剂、聚氨酯、碳纤维等下游材料。

     

    经过4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能源材料生物技术实验室在生物能源与材料积累深厚的技术基础与研究底蕴。目前,团队包括教授、高工、工程师、技术员各一名,硕博士研究生十多位。可面向发酵、食品、生物燃料与制浆等行业提供各种检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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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敏南,厦门大学能源学院教授,博导;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从事生物质转化制生物基燃料与生物基化学品的研究与技术开发。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多项。主要研发方向包括:生物质组份清洁分离、醇基燃料、生物制氢、生物基化学品与生物基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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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健,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生物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从事生物质能源与发酵工程、食品科学、生物基材料等方面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近年来,发表SCI论文三十余篇,先后主持项目8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福建省海洋厅项目2项,厦门市项目1项,横向项目1项,厦门大学校长基金1项,福建省重大专项子项目1项,总项目投资约600万元(含配套经费)。现任厦门大学生物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生物能源中心常务副主任,厦门市现代农业生物质高值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厦门大学能源学院教学部委员。参加厦门大学的教学管理和学科建设,多次撰写博士硕士研究生、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科学科建设和专业培养方案,牵头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能源工程专业本科及研究生学位点的学科建设。主讲《高等生物工程》、《化工与生工前沿》、《新能源系统技术与实践》等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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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礼惠,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工程师。主要研发方向为纤维素生物质的资源化利用,包括:纤维素生化转化制备酒精等醇基燃料;半纤维素生化转化制备功能性低聚糖。


    欢迎各位学子积极报考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加入能源材料生物技术实验室!



    发布日期:2018-03-12
  • 专家介绍|腐蚀基因组工程的“追梦郎中”

    国家海洋腐蚀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材料环境腐蚀科技平台主任、腐蚀基因组工程开拓者、首位华人腐蚀研究者在Nature上发表论文等光环加持,今天的演讲人——李晓刚老师,他的成就早就蜚声产业和学术界。

     

    任职:

    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国家海洋腐蚀973首席科学家

    北京市百名科技领军人物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秘书长

    国家材料环境腐蚀科技平台主任

    教育部腐蚀与防护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际腐蚀联盟执委

     

    项目和成果:

    腐蚀信息学或腐蚀基因组工程的开先河者。

    主持建设了中国最大的材料腐蚀与防护数据库--中国腐蚀与防护网。

    成功解决了“天宫一号”某关键部件的腐蚀问题,为按时发射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获国家授权专利60余项,发表论文600余篇,其中SCI/EI 文章400余篇。

    主持编辑出版国内首部《腐蚀学科进展报告》,主编教育规划教材1部。

    培养博士后5名,博士46名,硕士78名。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排名第一)。

    获省部级和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6项排名第一)。

    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百名科技领军人物”、执行“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优秀团队奖等荣誉称号。

     

    李晓刚教授将出席第三届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并做主论坛报告。


    发布日期:2018-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