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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院士: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

“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两院院士大会召开前夕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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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供图

他表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各路科技大军组织起来共同攻关。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现在的各种大科学工程,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关键核心精密元器件还要靠从外国引进或者仿制。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我们自己搞。”徐匡迪说。这非一日之功。中国科技正处在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只是在某些领域冒了头,有了一些突破。真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徐匡迪认为,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比如人工智能,现在热的是应用,以机器代替人。有的公司就买一个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外国公司,希望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而对于人工智能里面关键的芯片设计、算法等研究却很少。因为企业从成本考虑,觉得划不来,没有非搞不可的动力。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是做出了什么东西、产值多少、增加利润多少,不出产值、不出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单位不大愿意投入,领导也不会特别关注。

为此,徐匡迪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韧性和决心解决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问题。他坦言,科学家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清贫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伟大,“甚至还不如新闻工作者光彩夺目”,“科学家不应奢望吸引眼球,应对科研有定力,能够专注,能够抗得住诱惑”。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徐匡迪说,“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去,不计名、不计利,真正为国家振兴作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科技工作者如果只是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和待遇,徐匡迪觉得“这是鼠目寸光的”。“等到将来老了再回过头看看,中国科技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没有作贡献,这将是最大的遗憾。如同在看一场演出的时候,最精彩的部分你却在外面吃蛋糕、喝咖啡,等到你吃完蛋糕再进去最精彩的已经错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年轻人都被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激励——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每个人都忘我地勤奋工作,希望为国家强盛出份力。徐匡迪希望,当代科技工作者在若干年后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要为自己没有参与到祖国复兴的伟大事业中而感到遗憾。

人物名片

1954年至1959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学习。

1959年至1963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助教。

1963年至1971年上海工学院冶金工程系助教、炼钢教研室副主任。

1971年至1972年下放安徽省凤阳“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至1980年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助教、讲师、炼钢教研室主任。

1980年至1986年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其间:1982年3月至1983年2月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做合作研究、访问学者)

1984年3月至1985年6月赴瑞典斯堪的那维亚•兰塞尔公司任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

1986年至1989年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

1989年至1991年上海市教卫办公室副主任兼市高教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1年至1992年上海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2年8月至12月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2年12月至1994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4年至1995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1995年至2001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至2002年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9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2010年6月,已担任两届工程院领导职务的徐匡迪正式退休,继续担任中美友协会会长。